房價在CPI指標統(tǒng)計中缺位的現象已受到有關部門關注。國家統(tǒng)計局相關人士近日稱，預計2011年在CPI統(tǒng)計中居住類權重將有所增加，比如在自有住房領域，房屋貸款利率將由貸款利率和房價的加權數代替(《21世紀經濟報道》3月30日)。

　　隨著商品房成為國內住房供給的主流，增加房地產價格在CPI統(tǒng)計中的權重符合經濟學理論定位，且這一做法已被多國央行所采納。與此同時，房價要素在CPI指標中的強化，意味著房價將成為中央調控政策的直接目標，此舉有助于推進和落實房地產相關政策，并延長其績效發(fā)揮的實效期。

　　西方經濟學對于投資和消費概念的界定十分明確，并以是否具有獲利目標來區(qū)分兩者。長期以來，我國房價之所以被CPI統(tǒng)計范疇所忽略，傳統(tǒng)的解釋是房地產是投資性需求，而投資品的價格不應該算在CPI之內。然而，現實情況卻是，我國的福利分房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商品房成為了市場供給的主流。不可否認，房地產市場中投資與投機需求的確存在，但對于絕大多數購房人來說，自住需求還是居于首位；商品房在中國更多地體現出了消費品的屬性，理應被劃定在CPI統(tǒng)計口徑之內。

　　近年來根據國情修正CPI指標已經是不少國家央行的共識，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加拿大以及歐盟部分國家央行，先后不同程度地將房價納入到了CPI核算體系中。從權重比例上看來，美國居住類權數為42.6%，扣除“家庭設備”后的居住類權數為38%；加拿大的居住類權數為26.8%。雖然受戶籍制度、社保制度設計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居民遷徙程度較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低、房屋自主率水平較高，但CPI指標中居住類權數目前僅為15%，明顯低于美國和加拿大，而且國內居住類統(tǒng)計要素以房屋租金等為主，這顯然不符合國情。

　　統(tǒng)計口徑的偏頗，嚴重影響了CPI數據的公信力，同時也影響了調控政策的實際效果。近年來樓市不斷升溫，購房在普通居民家庭消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嚴重擠占了其他消費，以至于民眾往往感覺政府部門公布的CPI指數與現實感受嚴重不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由于整個經濟放緩因素的影響，2009年房地產市場租金呈下降之勢，全國主要城市的降幅達20%左右，而房租是被計入CPI指標的，CPI同期也表現為下降0.7%。

　　與這些“趨冷”現象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全國樓市表現出異常的火爆。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房地產市場再度被視為快速拉動經濟的“引擎”，前期調控政策在現實中被擱淺，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房價一度創(chuàng)出歷史新高，其間漲幅超過了50%，-0.7%的CPI統(tǒng)計結論著實讓他們感覺無法接受。

　　更為關鍵的是，CPI漲跌幅是貨幣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之一。房價在CPI指標統(tǒng)計中的缺位，直接導致該指標被低估，掩蓋了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以至于主管部門依此而定的利率水平偏低。其結果是，居民為了實現資產保值，紛紛把儲蓄轉化為對房地產的投資，進一步致使房地產市場積聚的資金越來越多，剛性需求大有被投資甚至是投機需求擠占之勢，宏觀調控成果由此大打折扣。

　　近期，決策部門對樓市的調控力度可謂密集，然而樓市的調控績效卻并不明顯。3月22日至3月28日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經歷了短暫的觀望期后，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樓市已不約而同地開始出現成交反彈。其中，北京商品房成交套數環(huán)比增加54.03%，成交面積則有40.42%的環(huán)比增幅。究其原因，房價漲幅與CPI數據脫節(jié)導致調控政策總是在持續(xù)性上存在問題，是關鍵所在。反之，如果房價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被客觀計入物價指數，面對飆升的通脹數據，調控政策就不可能再猶疑容忍房價的飆升了，從而最終倒逼政策的落實持續(xù)而不松懈。

　　可見，CPI指標人為低估、通脹壓力真相被掩蓋、利率制定偏低、房價上揚、調控失靈，會形成一輪惡性循環(huán)。唯有科學矯正CPI統(tǒng)計方法，才可能從源頭上遏制其后產生的一系列錯路路徑。就此而言，國家統(tǒng)計局對CPI指標的一系列改進工作，具有積極意義。但是CPI指標對房價因素的優(yōu)化絕非統(tǒng)計部門僅僅對房貸利率調整就算完成，而應按照CPI指標的真正含義出發(fā)重新進行核定。CPI指標應該是以居民消費行為的現實比重為參照依據，據此來確定房屋開支所占的比重。總之，盡管在具體數據上仍須統(tǒng)計部門和學界的進一步探討，但是這一變化必須是體制性的革新，而非細枝末節(jié)的修改。

　　□馬紅漫(上海 財經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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