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中國重商主義”論系列連載二

　　遺失的話語二：

　　中國貿易順差其實不是主動選擇

　　張勇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    

　　全球產業共經歷了三次革命性的國際分工和轉移。每一次轉移都會對全球貿易產生重大影響，直接導致全球范圍內產業競爭力的轉移，從而轉移國別間貿易順差。第一次國際分工和轉移是二戰前殖民體系下的制成品與原材料生產的分工；第二次是二戰后逐漸形成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水平型”分工；第三次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展到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全球要素分工和價值鏈分工，形成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與產品內分工并存的多層次、混合型分工模式。

　　從2001年，日本通產省發表的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工廠”開始，有人將中國制造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廠”從英國轉移到美國所引起的世界經濟的重組，認為這是中國在未來趕上美國的轉折點。對此，我們應冷靜思考，客觀分析。由于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各地區參與國際分工的狀態和程度差距較大，雖然少數沿海地區已經進入產業分工的中端，甚至高端，但總體上主要是承擔生產制造環節，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低端。

　　從區域看，中國在所參與的經濟循環圈分工格局中處于邊緣地位。在中國參與的國際分工中，主要有美歐日-四小龍-中國、日本-中國，歐盟-中國，中國-東盟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等循環圈，代表著中國與不同國家在全球化大格局下的分工關系。例如，在美歐日-四小龍-中國循環圈中，反映了發達國家市場和產品生產基地之間的關系，由美資、日資企業構成的產業鏈型投資體系在我國逐漸顯現雛形。中國在這一循環圈中處于邊緣的地位。

　　同時，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正在形成以資源進出口為載體的新型分工關系。據統計，2009年我國與43個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非OECD)存在貿易逆差，逆差額達1808億美元。我國通過進口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性商品，出口適合發展中國家消費能力的機電、輕紡產品，形成了與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互補、工業制成品競爭的格局。

　　中國在國際分工重構的過程中較大程度地實現了自己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并在部分產業形成了競爭優勢，還在沿海地區形成了優勢集聚。綜合起來看，中國是第三次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的直接和最大受益者之一。但也帶來了許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問題。

　　產業轉移產生的貿易遷移效應，使得整個東亞地區大量對美、歐貿易順差通過中國實現，容易引發我與主要貿易伙伴的經貿以至政治沖突。2008年，中國對美、歐兩地貿易順差同比分別增長4.87%和19.31%，達到1708億美元和1601億美元。中國大陸對中國香港、阿聯酋、新加坡、印度的貿易順差分別達到1778億、189億、123億和112億美元。2009年中國外貿順差比2008年下降1000億美元，同比下降34.24%，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對美貿易順差下降275.67億美元，同比下降16.13%。

　　從企業性質來看，2009年的順差1981億美元中，外商投資企業實現順差1270億美元，占總外貿順差55.96%。從貿易方式來看，加工貿易方式實現順差2646億美元，如果不計加工貿易方式我國外貿仍處于逆差狀態。這表明美歐日以及亞洲四小龍獲取了國際分工利益的絕大部分。但由于原產地規定的原因，在海關統計上中國臺灣地區、韓國、日本大量對美、歐貿易順差通過我來實現。這種格局，正日益成為美歐等國家實施貿易保護措施，以及經貿問題泛政治化的口實。

　　中國目前的產業分工格局決定了在可預見的未來5年內“雙順差”的局面將繼續存在。但是，由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產業和貿易結構上具有較強的相似性，日趨激烈的同質化競爭。僅2009年在紡織、輕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中國家占全球對華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分別高達78.9%和92.9%。同時，由于外部競爭環境變化，部分跨國公司已開始將電子、輕工等產業向印度、越南轉移，預計中國“雙順差”格局將隨著產業的轉移而逐步改變。

　　中國貿易持續順差并非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在全球產出體系分工中，中國發揮比較優勢、市場自發選擇的結果。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后，無論是G2的提出、哥本哈根會議的“三可”，還是兜售中國追求“重商主義”的說法，都無視中國在擴大內需、促進中西部崛起以及節能減排等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都無視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復蘇做出的貢獻。其根本目的是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是“中國威脅論”的又一個赤裸裸的翻版，是一種推卸責任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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