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本報評論員 楊耕身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當“三聚氰胺”重現江湖，我們卻一再發現，有一種悲情，總是不憚以重復上演的方式來作為時代的備忘，又總是試圖以虛與委蛇的方式去尋求公眾的諒解。

　　1月30日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會議透露，已查處至少5家公司乳品三聚氰胺超標案件。這些乳制品都是使用了2008年未被銷毀的問題奶粉作為原料，生產乳制品，性質非常惡劣。隨之又曝出，在一些含乳制品、烘焙品、糕點、糖果、飲料等食品中發現三聚氰胺。緊接著，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辦公室派出8個督查組，分赴16個省份，督促各地嚴厲查處各類食品違法案件，尤其是要查清案件背后有無失職、瀆職的違法行為。(相關報道見本報今日A03版)

　　當數起三聚氰胺事件伴以“性質非常惡劣”的定語公開出來，它們已被“保密”了太久。譬如上海熊貓事件，在被媒體率先披露之時，公眾已有長達8個月時間的一無所知。而且對此事件，某部門一位副司長曾斷然表示，“這起案件只是一個個案”。然而話音未落，媒體又披露了陜西金橋、山東綠賽爾、遼寧五洲等奶粉事件，同樣在媒體報道的一個月前，多省相關部門已經“悄然”下文，要求對這些食品進行徹查。

　　似乎不能說相關部門未能盡責。他們發現了問題，進行了查處。但顯然也不能說他們盡了全責，因為所有這些查處，總是無一例外地成為一種“秘密查處”。而這樣的“秘密查處”，不正與2008年三鹿事件真相公開之前的情形如出一轍嗎？毫無疑問的是，一種秘而不宣的查處，于消費者而言是一種冷血，因為它無疑是將一些可能的受傷害者忽略掉了，同時也忽略了他們要求賠償的權利；于不法企業而言則是一種姑息養奸，因為它助長了不法企業的僥幸心理；于行政倫理而言是一種自我保護，因為它遮蔽了一些可能存在的失職、瀆職行為。

　　三鹿事件以來，我們見證了“結石寶寶”、高官去職、行業震蕩，直至一部《食品安全法》在眾望所歸中走上前臺。但是在經過了這么多悲情與疼痛之后，我們今天仍然不禁要含淚追問的是，一切真的得到了什么改觀嗎？我們真的走出了2008那個奶粉漫天飛揚的迷茫秋天了嗎？盡管《食品安全法》對信息公開有了專門的規定，但是當我們已經步入到“后三鹿時代”，那種及時而必要的信息公開為何依舊一次次地被“秘密行政”所替代？

　　任何時候，無真相則無諒解。但是當有一種錯誤無法被真正承擔，有一種真相一次次被回避，則一種諒解仍舊無法達成。說到底，對一些食品安全信息的公開，實質表明一個社會承擔錯誤及其后果的能力與勇氣。作為一種既往，2008年三聚氰胺制造的那多達30萬之眾的患兒群體，其善后仍遠未妥善�；純杭议L提起的即將開庭的訴訟，遭到無限期推遲；“結石寶寶之家”網站創辦人趙連海，則遭到警方拘捕。作為一種現實，則是今次公開的這些三聚氰胺事件，是否同樣又催生了新的“結石患兒”群體，是否應當得到賠償、治療乃至司法的關懷？

　　我們注意到，此次派往16個省份的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督查組，除查處各類食品違法案件外，另一個重要的使命是“查清案件背后有無失職、瀆職的違法行為”。我們確信，這不光是一次對監管真相的追尋，對食品安全法的踐行，也更是一次尋求公眾最大程度諒解的方式。是的，除了負責任地公開，以及負責任地承擔，將沒有什么可以得到公眾的諒解，也將沒有什么可以使我們遠離任何形態的“三聚氰胺”。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