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法學院多名教授在教師郵件群中批評法學院新的績效工資分配方案。該院教授龔刃韌在文中稱，按照新政策，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沒有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授課小時數又不多，所拿到的績效工資可能還不如一名剛參加工作的行政人員。他認為真正的學術水平與發表論文的數量及“核心刊物”毫無關系。賀衛方、汪建成等教授都發文贊成龔的意見，認為這種涉及教師重大利益的事不能院領導研究就定了，應征求老師們的意見。(《新京報》2月4日)

　　北大無小事，涉及工資分配之類改革的就更不是小事了。張維迎幾年前主持的北大改革所激起的軒然大波，至今仍時常被人提起。在官本位和行政化氣味濃厚的大學體制下，領導班子不跟教師商量而獨斷地推出個考評條例、分配方案什么的，在其他大學往往很“正常”，但發生在北大法學院就格外讓人感覺不正常了。一來北大有教授治校的傳統，二來以追求正義為己任的法學共同體在自身事務的治理上更首先踐履正義理念。整天跟學生講程序正義，學院卻把程序正義踩在腳下，這種分裂會給學生怎樣惡劣的暗示？連北大法學院都這么干，可見中國大學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已嚴重到什么程度。

　　眾教授不滿領導獨斷的新政策對教師利益的損害，以“郵件群討論”這種半公開方式表達批評和抗議，這符合北大傳統——你不民主，我以這種訴諸公共討論的方式逼著你民主。當自己切身利益受到權力侵害時，不是姑息縱容和消極忍受，而是積極地站出來高調地捍衛自身利益，毫不留情地抨擊，這樣的教授值得尊敬。不過，我更尊重這樣的教授，他們不僅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時才站出來，不僅是在自己成為受害者時才拍案而起，面對那些看起來與他們利益無關的不公和丑陋時，他們同樣會站出來大聲疾呼。

　　為自己的權利而斗爭，很可貴；為那些表面看起來與自己無關的權利而斗爭，因為超越了利己本能而更加可貴。

　　在北大法學院諸教授奮起抨擊本院領導專斷之際陳述上述道理，絕非暗諷諸教授在只有涉及自身利益時才奮起維權，而是想吁請其他高校的教授們也站出來抨擊大學中這種愈演愈烈、肆無忌憚的官僚習氣，而不是只有當事者北大法學教授們的孤身奮戰。行政官僚習氣對大學的浸染根深蒂固，不是幾個教授可以撼動的，也不是個案可以消弭的，它需要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努力，需要教授們聯合起來反抗行政權力的指手劃腳，合力驅除官氣以爭取大學自治。不要事不關已就謹守沉默是金，不能只有損害到切身利益時才選擇開口。這方面，近來上書敦促修訂拆遷條例的北大五教授就樹立了一個榜樣，他們自家的房子并未有迫近的強拆威脅，但他們一樣站出來了。

　　不要以為行政化問題與你無關，也不要以為消極退讓就可以躲避官僚獨斷之害。肆無忌憚的權力，總有一天會將它的鐵騎踏入你權利的領地。你不關注問題，問題會找上你。你對問題退避三舍，問題會得寸進尺。

　　可惜在反抗大學行政化上，知識精英們缺乏這種共同的利益感覺，于是就很少見到共同的權利行動。近年來教授反對官僚專斷的事件發生了不少，不過都停留于切身利益受害者的孤身作戰上，雖有輿論聲援，但常常缺少最有力的、來自學術共同體且訴諸實際行動的力挺。直接受害者孤立無援，其他高校的同行大多保持沉默。典型如幾年前的人大“張鳴事件”，張鳴教授一個人沖在前頭口誅筆伐，少有高校同行站出來一齊向行政化開炮。他們也許認為，只要自己足夠地隱忍，這樣的沖突就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正如很少有人會想到，甚至連北大法學院這樣本該尊重教授自治的地方，都受到了行政化和官本位的侵染。

　　大學，本該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集中地。“公共”之意，就是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自己的理性。所以稱“公共”，就是能突破對一己之私利的關注，而把自己關懷的視野擴展到那些與個人利益表面沒有關系、卻與每個人密切相關的公共事務上。可大學和知識分子身上的這種公共性都日益式微了，知識精英只關注自己門前的那一畝三分地，無關自己切身利益就不會站出來。只要官僚化尚未直接傷害到自己，沒有影響到自己的績效工資，就可以置身事外地做一個看客。大學行政化日益嚴重，與教授們對官僚專斷的集體綏靖不無關系。

　　當然，如果一個人不僅能在無關切身利益的問題上站出來，甚至能拒絕不正當、不首先利益的誘惑而捍衛規則的正義時，那就更可貴了——可惜也很少看到這樣的人，我從北大法學院官方網站上查看到該院領導們的身份，都是赫赫有名的法學家。我想，當這些學者還不是院領導之前，一定也非常厭惡學校和學院中這種官僚專斷之風。然而當他們當了領導之后，立刻就染上了官僚習氣，走向了反民主之路，沒有抵制住權力專斷之誘惑。學者向官僚的輕易蛻變，也是此事非常可悲之處。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