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日本“民有國營”財團體制

　　■ 白益民  王維

　　國民不可分

　　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民營”一詞才開始不時地在報章出現。15年后的今天，國、民企業已經成為了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但是有一種叫“國進民退”的概念也成為了中國人爭議的焦點。

　　“國進民退”的概念當中有兩個方面的聲音，一方面是要堅持“國進民退”，是支持的聲音；近幾年又出現了大量反對“國進民退”的聲音，很多人認為“國進”的同時降低了民間資本的活力。的確，特別是2008年底4萬億的刺激經濟計劃出臺后，政府的出資、放貸等政策的受益方主要是國營企業。因為從信用的角度來講，政府對國營企業有更直接的關系。

　　而在中國，國有企業跟民間企業是一種割裂的，甚至是對立的關系，這也導致了政府放貸支持只能更多地進入國企，民企享受不到。 但是我們換一種思維方式，如果國企和民企能夠混為一體，那么就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了，而就會變成“國民共進退”，這是我一直期望中國能出現的這樣一種制度，它將惠及國家、企業和人民，解決貧富差距。而我也一直認為，國民是一體的、是血與肉的、是共生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特征，國、民不可分。

　　有一種企業叫集體企業

　　怎么讓國企和民企形成一種混和型制度？這樣的制度在國外有沒有？它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種高效的經濟體制？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一下鄰居日本。

　　日本被稱為一億總中產，也自稱“中等福利、中等負擔的國家”，一億總中產的日本是什么樣的情況呢？國人所熟悉的日本品牌，如東芝、索尼、豐田、三菱等等，媒體及中國企業都把它們叫做私有企業。為什么呢？中國人的思維定式就是：這些企業只要不屬于政府，必然就是私有企業。因為在中國不是政府出資的，那么它就是私有企業，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

　　我們國家曾經把企業分為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三種類型，也就是說，在當今的私有企業與國有企業之外，我們忽略了集體企業。但在日本我們會發現，如東芝、索尼等所有大企業，它都不是私有企業，因為它不屬于某個人，或者某幾個人。這些企業也都是上市公司，而它又不屬于政府出資所有，也不是國有企業。而這些企業又被稱為“民間企業”或者稱為“民有企業”、“國民企業”。但總之，它是個社會企業，所以日本的這些大企業用中國詞形容可稱其為集體企業。

　　中國的內部矛盾

　　中國為什么沒有形成一套民有國營的集體所有制的企業，這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的思路有關系。剛開始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堅持國有，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國有性質。中間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興起了集體所有制企業，并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如海爾、聯想、四通、華為、還有TCL等這樣的一批企業。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我們的改革方向開始全部照搬美國，曾經一時把很多國有企業私有化，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集體企業向私有化發展了，搞了MBO的改革。所謂MBO，就是要把產權清晰化，把集體企業私有化的一個過程。這些集體企業私有化，基本上最后都是以失敗告終，包括四通、TCL，以及聯想。

　　向這個方向發展，就是如今我們股票市場的發展即美國模式的發展，企業都到市場直接融資，使企業盡量到市場上直接承擔風險，然后讓投資人、個人承擔企業的風險，向這種形態發展，導致所有的企業都是圍繞著股市，以“圈錢”的方式尋找資金。

　　而這種發展導致的矛盾是一方面銀行里面的錢貸不出去，另一方面，很多企業需要資金，全是拼命的從股市或者各種私募基金、各種外國投資去獲得。這樣就形成了兩極分化：一方面銀行里的錢，因為大部分都是國有銀行，那么他們給國有企業提供支持。而私有企業得不到錢，上市也有門檻，他們就利用私人的資本進行發展，所以走向了兩個極端，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日本式國民共進

　　“二戰”以前的日本，是由三井、三菱等家族性質的財閥企業所主導，二戰后財閥解散、家族成員基本上被美國清理出去，逐步進入經理人管理的時代。這些原財閥企業在50年代面對加入“關貿總協定”(今WTO)，他們又開始抱團。那時候，他們主要是一種民間資本的形態。這種民間資本的形態，實際上是集合起來，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種集體所有制的形態。雖然他們都是上市公司，但是大股東主要還是金融機構，所以日本企業更多地還是與銀行資本聯系在一起的，這樣也造就了其大生產機制。

　　同時，它也存在著私營資本，一些中小企業圍繞著這些大企業在運作。而這些大企業形成的財團，在產業鏈上進行分工，中小企業圍繞這些大企業運作，形成一種秩序，形成一種利益共同體，這是日本的體制形態。

　　因此在這種形態下，日本政府如刺激經濟、調控經濟，進行放貸、發債，一般都是由這些財團的金融機構參與進行。政府給與的支持，實際上是落實到了民間，落實到了這些財團。財團又落實到了這些圍繞著大企業的中小企業，因為他們是互相依賴的關系，所以他們之間不存在私營資本和國家之間割裂的關系。

　　另外一方面，日本財團資本更多地是對外擴張，而不是完全對內進行爭奪。在每一個經濟危機過后的新發展期里，大量的資本是向外尋求發展空間，即通過財團里綜合商社引導資金，在發生危機的時候到海外尋求發展空間。大資本在海外創造了各種商業機會以后，變相為中小企業帶來了各種商業機會，變相地為中小企業帶來了訂單。而帶來了訂單，也就意味著帶來了資金。有時候，對一些中小企業，一些民間私營資本的救濟并不一定直接通過錢實現，而是通過大企業出去給它拿訂單。這樣就形成了一套國民共進退的體制，也就是說，大財團并沒有拼命的擠壓國內的空間。

　　中國民有國營趨勢

　　而中國的所謂“國進民退”，只是在國內市場出現了這種情況。在海外，中國現在卻是“國退民進”。我們在海外的國有企業基本上都遭遇了各種打壓，但是我們那些民間的“游擊隊”反而在海外找到了各種發展的生存空間：溫州商人買下英國電視臺，河南老板買下了德國的機場，廣東老板收購了世界排名前五的智利某鐵礦。還有好多民間資本實際上是大量的“外移”、流出了。因為他們在國內的生存空間太差了，被國有資本壓縮了。

　　我們為什么不能像日本一樣，形成一套“民有國營”的體制？這些大企業為什么不能注入民間資本？我們本身的國有資本，為什么不能注入民間資本？民間資本也可以進入國有資本，形成交叉持股的關系，建立產業鏈上分工的秩序。一旦形成這種利益共同體，也就不會出現所謂的“國進民退”的說法了。

　　另外，我們看所謂的“國進民退”，實際上國有企業的這個“國”，已經跟當初的國有企業不一樣了。現在很多國有企業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實際上通過持股也是有民間資本在里面的。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中國將來這樣一種趨勢，政府企業和民間逐步形成一種民間企業形態，而不是原來的“政府企業”，也不是私有企業。

　　十多年前，在工商聯的推動下，民生銀行成立，現在的浙江地區也出現了私有企業的整合。在這種整合過程當中我們會發現，比如說浙商銀行、寧波銀行，很多都是企業入股的。這樣企業銀行、企業金融機構的出現，實際上是在對私有企業的一種整合，實際上是在向集體企業發展的方向在前進。

　　再如萬向集團這種家族式企業，也在進行股權改革，交叉持股，經理人持股，也在往集體企業這個方向上走。現在真正保留這種集體企業形態并且做得好的公司也有，比如說華為，它的產權是一個模糊型的產權，并不是某個人所有，也不是國家所有。

　　所以現在的現象是，國有企業在搞股權多元化，再往集體企業方向前進；另一方面浙江地區的民間私有企業也在向集體企業方向走。

　　中國財團的雛形

　　集體企業做大，做到跟金融、商業、產業結合到一起以后，一個比較成熟的形態就是日本式財團。中國有這樣的財團雛形，比如招商局集團、中信集團、光大集團等，他們都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產物。然而，過去十年受美國模式影響，并沒有受到經濟界的關注。一個主要的特征就是，他們的經理人已經職業化了，是職業經理人，而不是政府官員。像這樣的企業，我們看它既是國有企業，也是一定意義上的準集體企業，但更期望它能朝日本式的財團企業、集體企業方向走。

　　因為這些企業所占據的地位是國家經濟、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實際上是關系著國家利益的大企業集團。如果將其上升到日本式財團模式發展的話，走“民有國營”體制的路線，中國式國民共進退將會集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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