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地方兩會正如火如荼，讓人不安的是，增稅或設立某種新稅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案議案的熱點。比如，在北京、山東、浙江的兩會上，代表委員建議開征物業稅以抑制房價，而且似乎箭在弦上立馬就將開征。在上海的兩會上，有人建議開征“綠稅”以保護受到污染威脅的崇明島。而甘肅兩會上更有人提案要求開征氣候變化稅、能源稅、碳稅、碳排放基金、碳信托交易基金。另外，北京市人大也向中央提出了開征機動車環境稅的建議。(綜合近日媒體報道)

　　一個很不好的趨勢是，當下許多地方已養成一種很壞的習慣，就是遇到某個難題時，不再嘗試其他治理思路，首先想到的就是收費和加稅，美其名曰“以經濟手段進行控制”。揚塵難治理了，就開收揚塵費；路太堵了，不想其他方法治堵，就準備收擁堵費；工廠排污也不想管了，而是坐收排污費……“以經濟手段進行控制”，裝點著經濟學術語的理由那么冠冕堂皇，以至于讓地方政府在面對社會問題時無比偷懶，再也不費心考慮其他途徑，動輒就收費、設立新稅。更可怕的是，收費和增稅手段被政府用多了用順手了用習慣了，已到了“除了會收費不會其他辦法”的地步。

　　政府這種對加稅的依賴尚可以理解，畢竟收費和增稅一來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二來簡單易行，三來通過收費政府可以擴張權力——可為什么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動不動就提議征這個稅收那個費，不僅跟著政府一起喊，設立新稅的熱情甚至比政府更亢奮，頻頻提出許多有關設立新稅的提案議案。

　　在我看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受納稅人和公眾的委托，代表人民參政議政和對政府進行監督的——其眾多職責中一個最核心的職責是，盡可能多地監督政府花好納稅人的每一分錢，迫使政府提高效率，從而盡可能地降低納稅人的稅負。尤其是人大代表，公眾選你就是希望你能代表公眾利益去與政府進行博弈，幫助納稅人以盡可能少的錢從政府那里購買到數量盡可能多質量盡可能高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也就是說，代表委員們應該更多去提減稅建議，迫使政府更高效率地使用既有稅收，而不是跟著政府一起喊加稅。

　　政府當然是聞稅則喜，總希望稅越多越好，那樣他們就有更多的錢去修建形象工程，更多的錢去推行行政意志甚至浪費——而代表委員就要去制衡政府的這種擴張沖動，遏制他們的加稅欲望和收費偏好，用立法權、否決權、質詢權、審批權等捆住地方政府閑不住的手，讓政府不太容易設立新稅和動輒收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防范政府肆無忌憚地亂收費、亂增稅從而加重民眾負擔的一道防線。當政府想增稅時，代表委員應該問政府：為什么要增稅，增稅是否必要，收稅能不能解決問題，既有稅收用得是不是有效率，有沒有其他治理途徑，有多少征收成本？

　　可我們有些代表委員，不僅不去盡力幫公眾減負，不去遏制政府的收費沖動，不去阻止政府擴張稅收的胃口，反而成為政府增稅的急先鋒。他們提議案收物業稅，不首先想想中國人在房子上已經繳了多少稅；提建議收環境稅，不考慮納稅人在汽車上繳的稅已經夠多了；提建議收擁堵費，不先去問政府在治理擁堵上作了什么努力；提建議收什么綠稅、氣候變化稅、能源稅，卻從來不思考民眾如果繳這些稅，這些錢是真的被用在治理環境和氣候變化上，還是為某些官員的吃喝增加了一個新財源。

　　其他國家的代議士是在拼命抵制政府的增稅沖動，致力于幫助納稅人盡可能少繳一點兒稅——我們這邊倒好，瞧他們提的那些建議，惟恐納稅人繳的稅不夠多，惟恐政府收的稅還不夠多不夠狠。某些熱衷于設立新稅的代表委員，你們的屁股到底坐在哪里，到底是誰養著你們啊？！

　　不是站在納稅人一邊敦促政府減稅和降低納稅人負擔，而是站在政府利益立場上為增稅和收費鼓吹，某些代表委員所以會有這樣的角色錯亂，主要在于他們身上的官氣太濃了，而民氣太少了。首先，這些代表委員中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政府官員，自然會站在政府立場上提建議；其次，在官本位的體制語境中，許多代表委員已養成了揣測和迎合政府偏好的習慣，政府喜歡什么就體貼地提什么建議；最后，人民罷免不了他們，他們也就不必忌憚于增稅提議會激怒民眾并被罷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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