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剛

　　中國經濟學界的“郎咸平現象”，已存在很長時日了。自從2004年的“郎顧之爭”以來，郎咸平的名字伴隨著國企產權改革之路如何走的爭論，而為各界所知。

　　近日，因為兩位重量級經濟學家再次向其“開火”，讓筆者再度關注起“郎咸平現象”來。

　　1月12日，在成都的一個論壇上，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與聽眾的互動環節中，當有人問他對郎咸平“政府投資4萬億的方向是個錯誤”的看法時，樊綱痛斥：“他連最基本的事實都不知道！我不想評論這件事！”

　　而在1月10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其博客上以《我對“郎咸平現象”的看法》為題，表達了對郎咸平的看法，并尖銳指出，“郎咸平現象”反映的是大眾普遍缺乏思考，普遍表現為阿倫特感到切膚之痛的“平庸之惡”。

　　我認為，無論是樊綱的“不知道基本事實”，還是汪丁丁的“平庸之惡”，都已超出了正常的學術探討范圍，是較為情緒化的表達。

　　盡管郎咸平為推銷自己的主張，有挑起民眾情緒之嫌，但“郎咸平現象”能得到廣泛關注和不少網民的支持，其實也反映了一種訴求。郎咸平對國企改制過程中國資流失的警示，對民營企業平等待遇的呼吁，對公司治理和監管方面的研究，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知識方面的貢獻。對此，簡單粗暴地歸結為“大眾缺乏思考”，反倒折射出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固化思維。

　　汪丁丁還說，人人可呼吁“改革”，人人可以“改革”為旗幟，關鍵是，怎樣改革？于是顯出流派之爭。相信市場還是相信政府，這是一塊試金石。郎咸平為中國社會開具的藥方，決定了他所屬的派別。

　　很顯然，汪教授對郎先生的批評，建立在了派別劃分基礎之上。我以為這種簡單的派別劃分，掩蓋了問題的復雜性。在轉型期的中國，很多問題需要超越所謂派別來看待。特別是涉及到具體問題時，我們不應動不動就用站隊的方式來解決。

　　各種思潮活躍，各種學派自由表達，不同人等對經濟和社會問題有不同看法，這些都是正常現象。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在《中間道路經濟學》一書的中譯本序言中說：“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們，喜歡用極端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這不是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作風。”大師之言，一語道破了經濟學的實質。學識不應該分派別。

　　在這方面，經濟學家茅于軾對“郎咸平現象”的評說，我認為體現了一位經濟學前輩的氣度，他說：“盡管我不喜歡他的作風，但我覺得應該給人說話的權利。他講那些話是有道理的，不是全沒有道理。你不能因為不喜歡他的這種作風，就把他罵一頓。”

　　出于公心，尋求共識，平心靜氣地討論和研究問題，并基于中國現狀，提煉出具有可操作性和系統性的經濟理論，非常重要。在這方面，中國經濟學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有一次，筆者問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先生，我國經濟學家離諾貝爾經濟學獎到底有多遠？陳志武回答說，差得太遠了，中國很多所謂的經濟學家，最多只能稱為“經濟師”，他們只局限在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和解決一些問題，幾乎沒有創新性理論。

　　這就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現狀。但我們的社會給予他們的實在太多。自從經濟學成為顯學，所謂“經濟學家”就像明星一樣受到各界追捧，不斷高空來回，大把撈錢。在學術圈內部，則以學派和學術出身為界限，形成小圈子。

　　類似現象，都不利于經濟學的健康發展，也對不起社會對經濟學家的尊重。既然經濟學的目的是為了經世濟民、民富國強，那么中國經濟學界應該少一點意氣爭執，多尋些經世共識。(作者系本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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