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于日前宣布，UT斯達康已經同意支付300萬美元的罰金來和解其賄賂在中國國有電信公司工作的官員一案，并保證杜絕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這家美國網絡設備制造商涉嫌的行賄事實包括：支付將近700萬美元，邀請中國一家公司高層以“培訓”名義出境旅游；虛假雇傭數名中、泰通訊公司雇員及家屬，為他們辦理綠卡支付工資；向在美國大學讀書的中方政府人員支付400多萬美元的“培訓”費用。(1月3日《京華時報》)

　　又一個不光彩的行賄者倒在了美國《海外反腐敗法》的利刃之下。不過，中國公眾更感興趣的內容恐怕在于，這家作為受賄者的“中國國有電信公司”到底是誰。作為納稅人的公眾有權利知道，這些國有資產管理者們在接受了外國公司賄賂之后，到底跟人家達成了什么樣的交易，國有資產在這些不正當的交易中到底流失了多少。

　　即便撇開國有企業這重身份不談，接受商業賄賂在中國同樣是法律所明確禁止的嚴重罪行。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公眾都迫切期待戳穿蒙在這些受賄者臉上的畫皮。“洋賄賂”在中國興風作浪愈演愈烈，幾乎是人所共知的“潛規則”。2004年4月，朗訊被曝為近千人次中國官員、企業高管“訪問”美國花費超過千萬美元。而在2003年到2007年間，西門子曾向5家中國國有醫院行賄上千萬美元。沃爾瑪、德普、IBM、雅芳、家樂福……這些名頭很大的跨國公司，都曾卷入“洋賄賂”丑聞之中。

　　關于這種“橘生淮北為枳”的“洋賄賂”現象，有人認為根源在于中國正處于“轉型加新興”的市場化特殊階段，法律制度不夠完善，查處類似案件很難掌握確鑿證據。事實上，中國的確尚未制定一部《海外反腐敗法》，但是我們所要治理的并非中國派駐海外的公司，查處在自己國土上發生的商業賄賂案件，運用目前的《刑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就已經足夠。而且，我們似乎并不缺乏送上門來的證據。僅僅是去年8月間，美國司法部就曾接連將兩樁“洋賄賂”的線索和證據予以曝光。一樁是，不干膠巨頭艾利丹尼森承認向中國地方官員行賄以獲取項目；另一樁是，美國控制組件公司(CCI)承認行賄包括中石油、中海油在內的9家中國公司。

　　然而，我國司法部門對于這樣得來全不費工夫的線索似乎并無興趣。艾利丹尼森案的涉嫌受賄方只是發布了一個語氣平淡的“經核實，不存在”的聲明，便再也沒有下文。而CCI行賄名單上的大部分企業均矢口否認，其間自查出來的最大問題只涉及1萬元人民幣，且涉案的下屬公司“已經不存在”了。盡管也有消息說，有關職能機關將介入調查。但在這之后，同樣是一個再無下文。如果遵循上述“經驗”，那么公眾想要知道誰吃了UT斯達康賄賂的愿望恐怕又要落空了。如果連行賄者都已經確定無疑的“洋賄賂”案件都不肯去追究，那么只能說創造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非不能、實不愿。

　　日本在上個世紀70年代前后，也曾經陷入“洋賄賂”的泥沼之中難以自拔。一個典型的案件是，美國洛克希德公司使用1210萬美元賄金獲得了全日本航空公司4.3億美元的交易合同。日本有關當局下定決心，前后花費6年時間終于使此案受到清算和追究。此案之后，日本商業賄賂案件多發的態勢逐步得到扭轉。中國應當從日本的這一案例中得到啟示，根除包括“洋賄賂”在內的商業賄賂需要斷臂的勇氣和決心。有這樣的決心在，UT斯達康賄賂案未必不是一件很好的新年禮物。告訴公眾誰吃了UT斯達康的賄賂，可以成為中國根除商業賄賂、重塑公平競爭環境所邁出的難能可貴的第一步。

　　□周東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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