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國進民退不僅是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國企的共同行動，幾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業，更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導向的結果

　　□ 記者 吳金勇

　　金融危機初臨時，許多人都在預測危機過后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將出現革命性變化，一些新的經濟力量和組織模式將涌現。然而，一年后的今天人們唯一能清楚看到的，是各主要經濟資源再次向國有企業集中回流。政府出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也使得國有企業成了后危機時代最大的受益集團。

　　12月4日，北京奧體南地塊拍賣創造了新地王，央企中建國際以48億元將三塊地收入囊中，平均樓面價格每平方米近2萬元。參與拍賣的8家地產企業能與中建叫板的只有另一家國企地產商遠洋地產。暫落下風的遠洋地產在兩天后，就以48.3億元人民幣投得北京亦莊新城的一幅土地，樓面價也超過了1.8萬元。

　　從今年4月開始，大連、杭州、上海、廈門、南京、重慶、深圳和廣州相繼出現了新“地王”，其中絕大多數歸屬大型國有企業或具有龐大國資背景的地產企業。

　　國企砸巨資提高地產業介入門檻，這也成了國企與民企爭利的最有力證據。近日香港富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趙勇說：“現在的問題是怎么樣讓民營開發商能夠生存下來，許多同行不要說投地王，他干這個行業都干不了了，我覺得國家應該有相應的政策保護他們。”據證券分析機構九鼎德盛之前的相關統計，目前136家央企中， 已經有七成涉足房地產開發。

　　除了利潤豐厚的地產行業外，新一輪“國進民退”還在資源、鋼鐵、航空、煤炭等國有經濟占絕對比重的壟斷領域迅速推進。2005年，國務院出臺了《非公經濟36條》后，奧凱航空、春秋航空、東星航空、鷹聯航空等民營航空相繼出現，但今年以來，奧凱航空停航正待重組，東星航空破產清算，鷹聯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組；9月，虧損的國有企業山東鋼鐵集團收購了贏利頗豐的民企日照鋼鐵；煤炭行業的國進民退更是趁著整治礦難的機會大舉推進。

　　“國有體制改革從1998年開始，到2003年之后基本沒落實，回潮的標志是兩個：第一是國企擴張的邊界問題，二是不以市場為導向重組，國企拿著國家注資和銀行優惠貸款來并購。”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顧問保育鈞說，“這樣的資源分配對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都是不合理的，意味著市場化進程的倒退。”

　　然而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從來就不是由民營經濟來主導的。本輪國進民退不僅是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國企的共同行動，幾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業；而且不是單純的企業行為和市場活動，而是按照天則經濟所理事長張曙光的話說，“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導組織和公開介入，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導向的結果”。

　　這場新國有化運動，既有國際和歷史的大背景，也有國內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內在原因。一是我們一直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作為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基本方針，因而不惜通過大量注資和利益輸送來支持國有企業，例如，國有航空公司虧損幾十億，國家給予救助和補貼，而民營航空則受到排擠，虧損幾億元即只能關門；二是一些行業產能過剩，產業政策向大型國企傾斜，國企特別是央企往往是龍頭企業，受到政策扶持，反過來，又過多限制了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使之面臨著被重組和關閉的命運；三是國有銀行壟斷的金融體制和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為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提供了大舉擴張的資金支持；四是金融危機沖擊和產能過剩的結果使一些制造業利潤下降，國有企業向房地產和金融領域擴張；五是地方政府的GDP偏好和政府競爭，促進了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的聯合，強化了國企利益集團，進一步壓縮了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

　　這些做法的合理之處在于，一批資本、技術密集型大型國企的生存能力得以加強。一方面它們可以實現進口替代，另一方面，越是資本、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對手越少，因此拓展外銷的阻力更小。這類產品所涉及的龐大投資額和所承受的巨大市場風險，往往是財力普遍不夠雄厚的民營企業所無力承擔的。

　　既然當前的世界經濟大背景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進一步向資本、技術密集行業傾斜，而在資金和“膽量”方面更具優勢的國有企業在這一過程中又具有明顯的先天優勢，由此造成的“國進民退”恐怕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

　　“只要金融是國有壟斷的，國進民退就沒法避免”

　　——訪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小玄

　　《商務周刊》：在您看來，這一輪國進民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劉小玄：應該說大約2003年、2004年是一個分界線，從那個時候國進民退就出現萌芽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有企業的生產率增長一直低于民營企業。然而到了2003年以后，民營企業生產力的增長幅度反而低于國有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上，我們認為，誰的增長力增長得快了，誰就是在“進”，慢了，就是在“退”。今年大家看到的國進民退更多了，主要是與這次金融危機有一定關系。去年底為應對危機，政府出臺了大量經濟刺激和調控政策，在放貸和投資上都在向國企傾斜，這是政府行為的慣性，與金融體制有關。

　　《商務周刊》：這一輪國進民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劉小玄：2003、2004年以后國有企業的生產力水平為什么增長更快，開始我們考慮了很久都沒有答案，后來我把銀行作為一個變量引入進來。一旦考慮了這個變量，國有企業的較高增長率就下來了，與民營企業基本上持平，不再有優勢了。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生產力增長的背后原因是金融的相對低成本支持。也就是說，如果中國金融市場不放開，還是保持國有壟斷的情況，那么商品市場再自由競爭也起不了決定性作用。

　　我曾經研究過1950年代的公私合營。當時政府搞的兩個大措施，一個是通過供銷社統購統銷，把所有民營企業的原料給掐死了，還有就是把民營的貸款掐死了，這兩個一掐死，它就沒有活路了，就必須得公私合營了。現在我們就是把民營控制在高的融資成本和低的利益來源的基礎上，同樣市場需求增長的條件下，民營企業也會因拿不到足夠的貸款，增長率慢下來了。

　　銀行的背后是政府，政府是一種什么政策導向，銀行就有什么樣的支持力度。今年9月山東鋼鐵集團兼并日照鋼鐵，為什么虧損的國有企業反而能夠兼并贏利的私營企業呢？就是因為山東地方政府的發展導向問題，日鋼得不到支持，拿不到貸款了。鋼鐵行業對資金的需求非常大，一旦拿不到貸款它就必然要垮臺，所以它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迫無奈接受兼并的。整個的根源就是在金融這一塊，只要金融是國有壟斷的，那么國進民退就沒法避免。

　　《商務周刊》：2003年以前民企發展快，是否有國企技術外溢和人才外流的原因，而此后下降是與技術外溢遞減有關呢？

　　劉小玄：技術外溢從1980年代之后一直存在，通常在國企經營情況不好時，人才外流等都會形成外溢，直到2005年這種外溢都存在。2003年之后，外溢的效果可能出現了遞減，但國企與民企增長力發生逆轉的主要原因還是融資。

　　2003年，為了降低通貨膨脹的壓力并抑制投資增速，政府實施宏觀調控，其中最主要的調控措施是要求商業銀行緊縮信貸，首當其沖的就是減少對民營企業的貸款，甚至提前回收已經發送的貸款。毫無疑問，突如其來的信貸緊縮惡化了大型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因為大型民營企業資金需求量巨大，而銀行貸款是重要的融資來源。宏觀調控使得商業銀行緊縮信貸，導致許多大型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

　　不僅如此，在宏觀調控政策下，民營企業在鋼鐵、汽車、電解鋁和水泥等高耗能項目的投資受到嚴格限制，許多在建項目被迫停止。在宏觀調控期間，許多小煤窯和小火電廠被取締。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不僅僅是在整個宏觀經濟層面，而且介入到了產業層面，許多在上述行業“下注”的民營企業遭受了巨大損失。所有這些，都導致了民營企業的績效下滑。今年我們看到的許多現象，只是當年的另一種形式的延續。

　　《商務周刊》：國進民退，對于中國經濟整體環境有哪些不利之處？

　　劉小玄：從目前看，負面影響還不太明顯，因為經濟高增長、需求拉動，但一旦發展放緩，負面效果會很大。現在我們看到這些國進民退的事例，許多本身就是不公平競爭的表現。從投入產出比來說，國有企業的效率還是很低的，而且一旦虧損了，解決辦法只能是銀行壞賬，最終承擔者都是老百姓。這種事我們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都經歷過呀。而從分配上講，收入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國企壟斷造成的。

　　許多人可能會說，金融危機時期，江浙的民企都倒閉了，他們抗風險能力差。其實這不是所有制的問題。如果國企也涉及到外貿行業，它拿不到訂單也沒有辦法。再說金融危機中，國企做的金融衍生品的虧損究竟有多大？國企的抗風險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背后有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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