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而言,除了在APEC會議上申言堅持對各色“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抵制外,還必須下定決心在行動上推進我們的自貿區建設,在危機條件下可能出現的“貿易保護”大氣候下,務實地營建“自由貿易”小環境
11月14日至15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新加坡舉行。今年是APEC成立20周年,按照中國傳統說法,20歲行冠禮,以示成年。
20年的成長,可謂格局初備,成效已現。自1989年成立以來,經過單邊和集體行動計劃的共同推進,APEC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在關稅、非關稅、服務、投資諸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進展。成員關稅總體平均水平已由1988年的逾15%降至2008年的不足7%,低于世界平均關稅水平。非關稅壁壘和服務貿易管制也按計劃進行了削減,投資準入的非歧視原則也基本得以確認,政策透明度有所提高。
然而,20歲雖已成年,但體猶未壯,故稱“弱冠”。APEC體格之不壯,首先表現在其可能因初始目標被“虛化”而陷于迷惘。
由始至終,APEC成員均未對茂物目標的具體標準達成一致并予以設定,無論是《釜山路線圖》或是《河內行動計劃》,都未能完成清晰規定目標之實現標準的任務。2010年將至,《茂物宣言》關于發達成員在預定時間內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目標在技術上可算已經脫靶,今后,原本作為目標的茂物宣言可能被置換為一種更為缺乏約束力的“發展方向”。甚至已經有一些國家“歡迎APEC將其工作重點從貿易自由化上移開,成為OECD式的貿易便利和經濟技術合作機構”。
與目標虛化相聯系的是,APEC的機制化水平長期維持在低水平上。它沒有成為幫助各方協調各自貿易政策的聯合體,而是逐漸成為一個關于貿易談判的松散的協商性論壇。以其推行的部門貿易自由化為例,相關條款應上升到具備法律約束力地位還是遵循自愿遵守原則都在未定之數,一些成員內部對農業、漁業等敏感部門的保護,使得這些方面的自由化進程久久不能達成正式協議。
不過,APEC的非機制性也許正與區域內各經濟體發展水平和方式的多樣性相適應。長期來看,機制化水平不高的弊端,應該以在APEC范圍內推進高質量的區域貿易安排來加以彌補。
弱冠初識百般愁。對APEC而言,當前的愁之大者,莫過于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由于缺乏相關授權和機制化安排,作為區域貿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它很難針對成員國的“機會主義”行為來“清理門戶”。亞洲開發銀行2009年《亞洲發展展望》已經指出,亞洲發展中國家面臨主要工業國因為失業問題嚴重而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嚴峻風險,貿易保護主義將加劇當前的全球經濟不景氣,從而讓高度依賴于貿易的亞洲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受損。而包括APEC成員在內的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危機中表現出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尤其需要警惕。
例如,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還提出了購買美國貨、擴大美國人就業的條款。僅2009年上半年,中國遭受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貿易救濟調查,就達近60起,涉案金額超過80億美元。6月,美國對中國鋼鐵產品采取了三起反傾銷調查,歐盟也對中國的鞋和雞肉等商品提出了反傾銷訴訟;9月,美國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征收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10月,歐盟裁定中國輸歐無縫鋼管對歐盟產業構成損害威脅,決定征收17.7%至39.2%的最終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也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無縫鋼管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稅調查。
希望在APEC這個倡言貿易自由化的論壇上,通過某種有約束力的決議或法規來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反全球化逆流”,恐怕并不現實。但重申組織倡導貿易投資自由化的一貫原則,凝聚相關經濟體對自由貿易議題的共識,實屬必要。這也是APEC作為一個組織存在的職責和擔當所在。因長期存在特別是當前的困難,而將投資貿易自由化之路視為為畏途,甚至要更弦易張,將自由貿易的旗幟換為“富國俱樂部”的門牌,絕非是已“成人”的APEC的體面選擇。
對中國而言,除了在APEC會議上申言堅持對各色“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抵制外,還必須下定決心在行動上推進我們的自貿區建設,以在危機條件下可能出現的“貿易保護”大氣候下,務實地營建“自由貿易”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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