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希望中國的商業經濟或者中國國家經濟不要再輪回到悲劇的結果，我總希望我們從歷史中能夠投影到今天，從歷史的錯誤中能夠對當前及未來中國的進步有一個小小的幫助

　　文/ 吳曉波

　　從寫《激蕩三十年》開始，那是2004年7月份，再寫《跌蕩一百年》，到現在已經有五年的時間。這五年對我來講，一方面看到國家整個商業的資產規模，一天比一天龐大，我們國家也是從2004年GDP超過了英國，2007年超過了德國，變成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改革開放30年，建國60年，國家走在一個空前強大的狀況。同時我們也看到這個國家的很多矛盾、很多問題，也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在總體爆發，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國家的資本力量越來越強大，思想界的沉默和企業家階層被邊緣化的狀況也越來越顯著，我們國家處在一個很微妙的時刻。

　　中國從洋務運動以后到現在100多年，好像發展從來不是一個問題，這個國家因為很大，聰明人很多，所以只要給這個人十年左右的和平時期，不要折騰，它就會以很快的速度發展。全民都有一種愛國主義的熱情，希望國家不斷強大。但它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這個國家的國民現象會有很多問題，以及國家體制上的根深蒂固的邏輯，會出來干擾這個國家的正常發展，會在某些節點上出現一些事情，像歷史輪回一樣，出現這樣的狀況。

　　說這些歷史現象的時候，我有時會有很不祥的預感。比如寫洋務運動，可以看成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崛起。看甲午海戰以后的中國民間企業的繁榮，可以想到1916～1927年之間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投射到今天，可以看到1980～2003年民營企業的發展。那個時間節點的表現非常像。看到晚清滅亡是因為國有資本對鐵路國有化的控制，導致了國家和企業家階層和民眾的決裂。看到國民黨政府的滅亡，也是所謂的統治階級、統治經濟、國有資本的強大對民營資本的排擠，以及在政策上的失誤造成的。從今天山東鋼鐵收購日照鋼鐵，山西煤老板出局，會看到歷史的輪回。我總覺得有一個劇本在冥冥之中，在不同的時間段，有不同的演員處理，得到同樣的結果。我當然希望中國的商業經濟或者中國國家經濟不要再輪回到悲劇的結果，我總希望我們能夠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從歷史的錯誤中能夠對當前及未來中國的進步有一個小小的幫助。至少到20年后真的有悲劇發生的時候，我們來看這些人寫作的時候會說，當年是有人曾經看到過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不要覺得我們是一群笨蛋，而是知道曾經在強國中有憂患意識。

　　中國的強國意識從1870年開始，那時李鴻章開始搞洋務運動，中國開始在一個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工業化革命。所以在那個時候中國形成了一個強國的邏輯，要讓這個國家強大。為了讓國家強大可以犧牲所有的一切，包括我們的生命。在“強國”邏輯下，從商業角度來講，即要讓國家各個產業能夠發展起來。為什么后來企業家會消失？我認為在強國邏輯的背景下一定會出現一個情況，國家意志控制一切。100多年來，這個邏輯不斷的在變，我認為所有的問題是一個思想觀念。如果我們不把這個歷史梳理清楚，如果我們沒有從思想的高度解決這一系列經濟學上面或者社會、政治學上的問題的話，企業家就可能被消滅、被邊緣化，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我們從工業革命以來已經經歷了三次這樣的反復，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如果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我們還不能夠在思想上做堅決的澄清，擺脫這樣的周期律的話，中國即便GDP再大，即便今年年底超過日本，即便20年后超過美國，也不能算是大國。(作者系著名財經作家，著作有《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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