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9年終歸值得紀念——共和國創建60周年，“五四運動”90周年，洋務運動140年。

　　這期間，滄桑巨變，風起云涌。

　　新中國60年，產業資本形成、擴張，兩段歷程走得并不平坦；新中國60年，在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當中，中國在農業人口大國的基礎上，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并追究開始向金融資本階段躍升。

　　新中國的工業化在這樣脆弱的基礎上起步：建國的1949年，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7%，全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大約有90%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毛澤東語)。

　　建國初期的1949年—1952年，中國的經濟變革走的是國家工業化的道路，以國有資本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主力；1953年，因為已有蘇聯資金援助三年形成的國家重化工業，中國在短期內告別了以輕紡、食品加工帶動農業剩余轉化的一般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而直接接受蘇聯資金援助進入重化工業。

　　1958年后，出現的新的戰略調整——中國試圖維持國家資本主義的政府投資方式，繼續搞由各地政府主辦的工業化。這個階段雖然只有短短兩三年，但其成本很高，即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高指標等；而1959年后至1978年的國家經濟發展，尤其是工商業的發展，繼續延續國家資本主義的單一模式之余，因為眾所周知的政治動蕩，幾乎乏善可陳。

　　盡管如此，共和國的前30年不可忽視——經此，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建立在獨立而完整的工業產業體系的基礎之上。其內在邏輯是，資本增密、技術增密機制促成重工業化機制，計劃經濟體制則限制著資本、土地、勞動力這三大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

　　此后從1979年到1992年，基本上是解決上述結構矛盾而做的重大調整時期。再次重化工業以1993年作為新階段的起始年，但是，此次重化工業的增長機制與改革開放前的情況相比有著本質的不同，其結構變動的趨勢基本上符合工業演變的規律。而2000年之后出現的重化工業更為顯著的特征，是在房地產以及隨后的汽車等消費結構的升級推動下而發生的。

　　前一個三十年，共和國夯實了工業產業基礎；后一個三十年，共和國的商業界在“國”與“民”之間博弈、妥協與交融。

　　造成經濟要素變異和差異的深層基礎無疑就是社會模式，直接原因是政治模式。中國的經濟模式，也有著支撐的四大支柱：第一，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權和民間的有限土地使用權；第二，國有的金融和大型企業及事業單位；第三，(以家庭和社區中小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勞動力市場；第四，自由競爭的商品—資本市場。

　　一部分是國，一部分是民，國與民互為支撐，故此有“國民”經濟模式之說。

　　吾國吾民所目睹的，是“國”、與“民”之進退博弈，從1978年至今，無數商業故事穿插在由時空、體制、人文等多個坐標維度交織的模板中。

　　從我們耳熟能詳的“個體戶”、“傻子瓜子”，到每年不同的“首富”；從牟其中、李經緯到黃光裕……從歷經數輪成長期洗禮，經濟變革的主題及公司成長的路徑，幾經轉軌變形到目前演就的傳奇。

　　如同我們未及想像，1978年榮毅仁創辦了中信，2009年的他的兒子榮智健離開了中信。我們也未及想象，“晚清商父”盛宣懷入主招商局，1979年袁庚創辦蛇口工業園區，而今135歲的招商局集團正風華正茂，三者之間源遠流長。

　　就像，我們也未及想象，1978年34歲的柳傳志還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1984年創建聯想，1994年赴港上市，2009年的今天，柳傳志和另一家民營企業泛海，婉轉地實現了聯想的去“國有化”。

　　一個是產權，一個是分配。這仍是目前中國商業故事里，最難以剝離的兩條主要線索。也是中國商業變革的一大命題。

　　中國的傳統商業精神是具象的。有財神，有商規，有來自儒家與佛家的熏染。如近代愛國實業家穆藕初所言，“人生在世，必須加惠于人，小則修橋鋪路，施衣給藥；大則富國利民，就一己之財力與地位而行之。蓋錢財為善用之人而運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運用亦然。”

　　共和國的商業精神或稱財富精神仍在破土。這股商業精神在瑞蚨祥、同仁堂等百年老店那兒，也在李嘉誠、秦曉身上；在傻子瓜子的叫賣聲里，也在榮智健請辭的黯然神傷中。

　　商業倫理和商業文化需要時間沉淀在不同的時間節點。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產業鏈縱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細分化，推動了新一輪產業于國家間轉移。中國已確立了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加工、組裝環節的比較優勢。但這一優勢，正受到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的打擊，因為海外市場的萎縮，對出口為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中國來說，這真正是制造業危機。

　　共和國在市場經濟發展30年之后遭遇到的內外瓶頸，更需要尋找自己的精神軌跡。以看清來時路，辨明去何方。

　　　自1870洋務運動之后，“強國”這個詞匯覆蓋了中國所有的主題，成為無數熱血國人的畢生理想。在很多時候，這個夢想化身為一場場流血的革命，一次次不對稱的抗爭與寂寞的漂泊，或是一個個玫瑰色的工業夢想——它構成了百年中國沉重的旋律。在很多時候，我們急迫的尋找著通往未來的道路，有時候甚至迫不及待，在一條道路還沒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時候，都不惜鋌而走險；而有的時候，當歷史的浪潮涌來時，我們又會在徘徊不前中與歷史機遇擦肩而過。

　　這是一場漫長而令人焦慮的探索，在這探索的盡頭，我們找到了實業救國、實業強國的道路。到今天，當改革開放走過30年，當共和國迎來一甲子的慶典，我們站在歷史的臺階上回望30年、60年與130年的漫長，會生怎樣的感慨？我們已經觸摸到了“強國夢”的邊了么？還有多少隨風逝去的實業家被我們懷念？未來，我們又該如何自信的走下去呢？……這是一些散落在歷史深處的問題。

　　新角色

　　1884年，后來被譽為“晚清商父”的盛宣懷入主招商局，當時，面對財盡民貧、國家飽受侵略屈辱的狀況，絕頂聰明的盛宣懷歷史性地創造出了“官督商辦”的商業模式，從而將洋務事業引向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此后的漫長歲月里，出于強大國力的需要，國有企業跟國家的命運不斷結合，在依靠政策支持、資源壟斷而獲得飛速發展的同時，也不斷錯失真正的市場化機會。企業由此患上“政策依賴癥”，在最終更加劇烈的競爭中走向衰亡。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說法并非全盤否定國有力量在中國富強道路上的作用。事實上，在舊時代的整個“實業強國”的藍圖中，國有企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支撐起了中國的現代工業的脊梁。但國有企業的過于強大卻又反復的變成影響商業現代化的阻力，甚至在某些時刻成為了傾覆政權的力量。在清代末年，正是國營資本與民營資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終導致了帝國的覆滅。而在20世紀40年代里，以所謂“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集團，也給國家治理帶來了重大的負面效應。

　　新中國的成立是國有資本新角色的開始，在共和國60年的歷程上，國有資本始終具有決定性角色與地位，這依然是一個無比頑強的傳統。

　　為了統一管理全國經濟，1952年7月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隨后又相繼成立國家建設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技術委員會和國家物資供應總局等機構。這些機構均下設至縣級政府，形成了一個封閉、垂直式的計劃管理體系。這是一只無比龐大、無所不在的“看得見的手”。1956年，隨著私人工廠的“絕種”，國有及集體企業成為惟一的企業生態。

　　在雄心勃勃、嚴密的計劃體制下，所有的工廠都僅僅是一個生產單位，國家需要建設什么工廠、生產什么產品、培植多大的生產能力，以及產品的產量和投資的規模，都由國家通過計劃直接安排。國家既在宏觀上進行投資規模、投資結構、投資布局等宏觀決策，又在微觀層面上擔負著項目決策管理任務。

　　這種體制的優劣在日后無比清晰地呈現出來，強大的計劃性大大提高了資源聚集的能力，能夠以“舉國之力”辦成大事，而它所必然帶來的則是低效率、浪費和反應遲緩等等病癥，與計劃經濟并蒂而生的兩個景象是官僚主義和短缺經濟。

　　于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國有企業的改革成為一個主要話題。但在1998年之前，國企改革的主題一直是“放權讓利”，其后開始了產權改革，但隨著數以十萬計的中小型國有企業轉變“身份”改為民營，國有資本卻最終在能源型和資源型領域形成了新的壟斷態勢。

　　強國邏輯

　　強國的夢想，讓中國人愿意為之犧牲一切，即便到了和平建設的時期，癡念不改。

　　開國之初，為了在短時間內把重工業抓上去，從中央到地方傾全力而為之，計劃經濟的威力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舉國效應”發揮了重大作用。以用電量為例，一五期間，全國電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業，農村用電只占全國電量的0.6%。此外，農業對工業的反哺一直非常之大。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2%。1978年之后，為了從混亂和積弱中擺脫出來，我們又采取了不顧一切的戰略，“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一策略的成效，便是舉世矚目的中國之真正崛起。過去三十年里，中國是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經濟總量相繼超過了英國、德國，一躍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甚至某些外國媒體以G2——美國與中國——來描述當今世界的兩極景象。

　　然而，偏執性的強國追求，也讓中國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早在1956年8月，毛澤東就發表了著名的“開除球籍”的論斷。

　　為了不被開除“球籍”，1958年，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發動了大煉鋼鐵的“大躍進”，提出在一年內把中國的鋼鐵產量翻一番，一舉超過英國，全國上下為了這一目標頓時陷入瘋狂，各地建起了數以十萬計的小高爐，人們滿懷熱情地日夜煉鋼。這場帶有自毀性的大運動，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災害。而其初衷，正是為了強國。

　　1978年之后，中國經濟的成就毋庸置疑。不過，相伴隨的“負面成果”和破壞性也是巨大的。

　　在宏觀經濟的策略選擇上，對國有資本的依賴以及巨量投資的沖動，成了“強國共識”的衍生理念。吳敬璉在評價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時便說，“企圖以海量投資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我國經濟情況極度惡化以及巨大的財富乃至生命損失，然而，即使造成了這樣大的災禍，傳統的工業化戰略卻始終沒有得到糾正。經濟增長主要倚靠投資、特別是重化工業投資，成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開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中我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

　　這樣基本特征的背后，其實就是“強國邏輯”的支撐。

　　轉軌

　　民營資本在中國的60年成長，經歷了“保護－消滅－復活”的曲折歷程，可謂跌宕坎坷。而這又是“強國邏輯”的另外一種演繹。

　　據薄一波回憶，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澤東專門對他囑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資本，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樣，原封不動”，讓他們開工，恢復生產，以后再慢慢來。

　　但是，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私人資本在產業經濟中的空間越來越小。1954年9月，全國人大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它正式確定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明確提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以發展生產合作社作為改造個體手工業的主要道路。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一文中明確提出要讓資本主義馬上“絕種”。于是，僅僅一個月內，私人資本便在中國“絕種”了。

　　這其中還有過一個小插曲。私人資本消亡了20年后，1970年代中期的一些農村市場又冒出了星星之火，1974年，已經當上國務院副總理的原大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到福建省晉江市視察，在一個叫石獅的小漁鎮里，看到了讓他大吃一驚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當地的農貿市場亂糟糟地擠作一團，人們在各種各樣的攤點前興奮地交談著，彼此討價還價，這些聚集的攤販絕大多數是無照經營。由于道路狹窄，來來往往的小商販們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陳永貴的專車竟無法順利通行。

　　陳觸景生情，說出了一句后來在全國廣為流傳的話：“這是資本主義擋住了社會主義的路，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

　　后來的史家當然給予了石獅完全不同的定論。原因便是在4年之后的1978年，正是福建的晉江地區、廣東的潮汕地區以及浙江的溫州和臺州地區，成為私人經濟率先活躍起來的發源地，也掀開了中國民間工業興起的大幕。

　　這是一場百年漫長的等待，當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的時候，一群民間的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從而讓中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了。盡管其間依然包含了太多的波折。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而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個小生意，就會被蔑稱為“個體戶”，也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制外的流浪漢，這個社會印象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后，由蔑視到暗暗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他們是一場意外，就像設計了中國改革開放藍圖的鄧小平在1987年講的“十年改革，中央最大的意外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如今，這股意外的力量已經變成了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歷史將他們推到了今天的高度，但未來依然充滿未知。

　　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每隔四到五年便會遭遇一次“宏觀調控”，而調控的主要對象便是“民營企業”。在中國最近的30年歷史上，1998年和2003年附近，都發生過大規模的企業倒塌事件。

　　再將目光放到今天，當2008年世界遭到“次貸危機”襲擾，中國主體經濟亦遭受重創時，國家發布了龐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但急需國家輸血的民營企業，依然在最急迫的時候，被拋棄在拯救范疇之外。另一方面，那些還活著的，追求更高發展的民營企業，也在不斷地碰到壁壘。今天，私人企業吸納了全國八成的就業人口，納稅占稅收總額的近一半，但在很多領域——主要是資源型和能源型產業中，民間企業家仍然不得其門而入。

　　破局

　　最讓我們擔憂和值得思考的正是——很可能在今天，延續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強國共識”已經破局了。

　　原因有三。其一，中國已儼然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之一、全球最大債權國，不可謂不強大了，強國目標已經基本達成；其二，在國家強大的同時，卻發生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景象，國強與民富并沒有同步出現；其三，國有資本的強大，已經造成對其他所有制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的壓抑。

　　正是因為這些有目共睹的原因，人民的意志已經很難用“強國”來統一。在今日中國，必須與改革同時被討論的是，共識、利益與權益。

　　回望最近三十年的中國經濟變革，我們看到，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改革的推進是建立在對計劃經濟體制的破壞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因為，現行之法是一種“惡法”，先行者前赴后繼，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潮流推進，政府則在其后以追認的方式認可，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瓦解，或者說已無利可圖，新的商業利益的獲得者都是在體制外成長起來的。

　　自1998年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后，情況悄然發生了大的變化，隨之，中國的產業結構開始向重型化轉移，能源及資源——這些要素無需通過改革的方式培植——成為商業利益的新爭奪點，到2003年之后，因反對計劃經濟體制所形成的改革共識終于被利益分化掉了。從此，中國經濟由共識時期進入到了博弈時期。我們無法用好或是壞來形容這樣的景象，這也許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邏輯，不過讓人擔憂的是，政商界、知識階層以及市民階層對這種變化的發生顯然非常陌生，要么不肯承認，要么有意回避。

　　以一例來說明。2008年底，因宏觀調控過度及受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中央政府推出了四萬億元的強力啟動計劃。很快，一個聲音便從民間生出：這四萬億元到底給了誰，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甚至，有律師專程赴財政部登門詢問。

　　這是一個很有寓意性的事件。如果在十五年前，政府推出投資計劃，是不會、或者也不敢提出這樣的問題的；如果在美國及其他商業國家，政府推出了一個經濟振興計劃，也是不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的。

　　那么，為什么在中國會有？答案是——共識已經破局，改革的驅動被利益的博弈取代。在共識模糊的前提下，利益及權益的重新設定被延誤了下來，于是，無數經濟亂象由此而生。

　　在過去的60年里，中國的經濟變革其實嘗試過兩條道路：一是國家化的工業道路，以國有資本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主力，二是進一步加快市場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資本格局推進經濟的繁榮。

　　前面一條路，我們在1978年之前曾經嘗試過。安格斯·麥迪森提供過一組數據，他對1952年到1978年之間的亞洲各國人均GDP增長率進行了計算，結果發現，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后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

　　在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當于美國的1/10。

　　后面一條路，是最近三十年所試驗的。還是用麥迪森的數據，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達到6.6%，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地區則依次為2.1%、6.3%、4.8%、3.9%和4.7%。

　　把這些很枯燥的數據一一排列出來，是想表達這樣的一個觀點：中國的經濟變革已經不能偏離市場化的路徑。而市場化的終極目的，是民富大于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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