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監管固然是根本，但這需要一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當務之急，是必須明確一般競爭性領域“國進民退”的社會危害，在經營范圍上為壟斷國企套上籠頭，劃定邊界，非經授權一律不得越界經營

　　文/子昱

　　中糧集團聯合厚樸投資，斥資61億港元收購蒙牛乳業；中化收編國內民營化肥廠；五礦、中鋼和山鋼收編國內民營鋼廠；諸多實力雄厚的央企或地方國企高價爭拍地王。這一系列事件無疑證明，民營企業所在的一般性競爭領域正日益受到國企侵蝕。

　　而近期，一份名為《紹興市關于新形勢下加強民營企業監管的調查和思考》的內部調研報告，也在浙江各市間傳閱。該文件顯示，地方政府正醞釀“將對國有企業監管的有效辦法逐步引入民營企業”，“成立民營企業黨工委和紀工委，視情委派黨組織負責人進駐大中型民營企業”等措施，將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監管日常化、程序化。這看似荒謬的報告也在給民營企業敲響警鐘，那就是其企業組織的獨立性正在被剝奪。媒體紛紛將這些事件統稱為新“國進民退”運動。

　　“國進民退”VS“民進國退”，有心人只稍稍把“國”與“民”調換了個位置，其意義卻截然相反。所謂“國進”指壟斷國有企業進入民營企業所在的一般競爭性領域。首先，眾所周知，因難以克服的制度性先天不足，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國企的相對低效率幾成定論。因此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選擇將絕大多數行業向非公企業開放，以鼓勵充分競爭。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維新后走上現代化道路，就是因為將國有資產私有化，私人實在買不起的就半買半送。因為決策者知道，與其讓這些國有資產若干年后變成一堆廢銅爛鐵，不如把它們交給私人讓其馬上發揮出效益來滋補民族。

　　其二，中國壟斷國企因為過于強勢，往往不考慮消費者主權，惟利是圖。如果聽任壟斷發展到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民就會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日常生活中喪失消費者主權。

　　或許民眾對“民進國退”并不陌生，而且心懷敬意。因為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就是一個“民進國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從“政府的奴仆”地位中解救出來，企業和民間資本的活力迸發出來，并最終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而任這場新“國進民退”運動進行下去，最大的犧牲品將是全體國民的福祉。既然是場違背大多數人利益的運動，為什么卻在此時最終發生了？從表面上看，是全球金融危機、4萬億投資、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金融體制環境這四大因素助推了這場“國進民退”運動。但究竟本質是什么？

　　市場經濟的特質是自由進入和公平競爭，只要有能力在市場合法生存發展，按說不必從企業所有制屬性上有所區分。業內人士認為，在非公經濟看似繁榮，實則根基不穩的中國，特別是在經濟衰退沉重打擊非公經濟之時，有關部門放任壟斷國企開疆拓土，大量抄底處于困境中的民企，難免有趁火打劫之嫌。而因為整個監管機制的無力，這些抄底的壟斷國企卻一直無度揮霍。在這種監管失效的前提下，壟斷國企進軍一般競爭性領域，很可能蛻變為特殊利益集團在這一領域的跑馬圈地，從而加深中國經濟的權貴化、寡頭化趨勢。

　　“重建監管固然是根本，但這需要一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當務之急，是必須明確一般競爭性領域‘國進民退’的社會危害，在經營范圍上為壟斷國企套上籠頭，劃定邊界，非經授權一律不得越界經營。否則，這場新運動將扭曲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加重貧富分化，甚至葬送已經取得的改革果實。”知名評論人士陳敏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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