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公布了對于美國幾家企業在國外通過行賄而攫取利潤的調查結論，其中收受賄賂者包括多家中國著名企業。讀到這則消息，我頗有些感嘆。說起來，我國的法律也不乏對于商業賄賂的懲罰規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明確規定：“經營者不得采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者購買商品。在賬外暗中給予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回扣的，以行賄論處；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在賬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論處。”該條第二款規定：“經營者銷售或者購買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給對方折扣，可以給中間人傭金。經營者給對方折扣、給中間人傭金的，必須如實入賬。接受折扣、傭金的經營者必須如實入賬�！迸c此同時，我國刑法也規定了“單位行賄”和“單位受賄”等罪名及其處罰。但是，在我國的法律實踐中，這樣的規定基本上屬于一些宣示性的條文，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很少有實際的案件出現。而對于日常商業實踐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我們的交易中，行賄與受賄是如何成為商業流轉的潤滑劑的。外國企業到中國做生意，“入境隨俗”，也加入到這種游戲之中，倒也不是什么特別反常的事情。

　　但是，通過賄賂而獲得商業利益乃是健康的市場經濟秩序之大敵。行賄者必然暗箱操作，以見不得人的方式獲取本不應該屬于自己的利益。對于競爭對手而言，當然是極其不公平的。而且賄賂往往來自于要獲取比一般競爭狀態下更多利益的動機，甚至所推銷之商品也完全不具備公開表明的那種品質，當然會導致采購方以及消費者不應有的損失。國營企業的行賄受賄行為還帶有公權力腐敗和犯罪的濃厚色彩，足以敗壞更廣泛的社會風氣。因此，為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對于商業賄賂進行嚴格的調查和懲罰自然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時代，也是每一個國家的重要責任。

　　盡管如此，要追究商業賄賂的責任，某些商業之外的因素還是需要考慮。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一個一直存在的弊端是，對于收受賄賂者，法律的制裁往往是嚴厲打擊，無所寬宥。但是，對于行賄一方，通常的做法卻是網開一面，不予追究。導致這樣的結果的心理原因是，人們認為行賄者往往是弱者，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才破費錢財，輸送好處。這樣的看法完全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受賄與行賄之間的互為因果的關系。沒有受賄者，就沒有行賄；同樣，沒有行賄者，就沒有受賄。在商業賄賂中，行賄者的罪責并不比受賄者更小。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國，之所以長期以來賄賂犯罪難以遏制，重要的原因正是只懲罰受賄者，而對于行賄者不予追究。如此一來，源頭難以堵塞，下游無論怎樣懲罰，也難以阻卻賄賂犯罪。

　　這一次美國司法部的調查報告明確揭露了美國企業的行賄犯罪，那些被控受賄的中國企業有責任對這調查結果作出回應，也應向中國國民作出交代。美方發布的調查結果是否屬實，中國企業出于怎樣的動機接受美國企業的賄賂，除了美國企業之外，是否還接受過其他國家企業的賄賂？由于受到揭露的企業均屬國有，其經營行為關乎中國的政府形象，它們作出說明的義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事實確鑿，依據我國法律也構成犯罪，有關責任人承擔相關刑事責任。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美國之所以由司法部作出調查，是因為依據那里的體制，司法部本身就是司法行政與刑事檢控兩種職權的合一。在我國，司法部基本上無從進行對于任何刑事犯罪的調查和指控，而負有刑事檢控職能的檢察院卻難以對于諸如企業賄賂以及不正當競爭這類犯罪作出刑事控告。這導致我國刑事執法上的一個巨大漏洞。1950年代我們全方位借鑒蘇聯的檢察體制，但是作出的一個重大修正就是，檢察院的監督權的范圍只限于法院和公安部門，而不享有當年蘇聯檢察院所具有的一般監督權。這種情況導致我國法律監督出現一些空白地帶，例如不正當競爭領域里的諸多違法和犯罪行為得以逍遙法外。這正是今天司法改革需要著力解決的一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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