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8500億，還是GDP的6%，這些數字對于相關醫療、醫藥企業的概念只有一個——商機。

　　采訪|本刊記者 羅影 陳培嬋/ 文|本刊記者 羅影  出處|《英才》雜志8月刊

　　2009年4月6日，歷時3年、由16個政府部門、9個國內外咨詢機構參與、數易其稿的新醫改方案——《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終于艱難誕生。

　　根據《意見》，國家將在3年內投入8500億用于醫療衛生領域的建設，其中，中央政府投入3318億元，其余為地方政府投入。

　　8500億這個天文數字，使這部1.3萬字的方案成了各類醫療企業爭相研究的“圣經”。然而，要讀懂它，似乎并不容易。

　　方案公布后，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看不懂”：“大多數條款仿佛無懈可擊，怎么解釋都成立，但要弄懂真正的意思又很難。”

　　難道，方案是在做文字游戲？對于這種疑惑，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劉國恩認為，這種現象很難避免，因為“醫療衛生產業不同于其他產業，其產品既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又有一般商品的屬性，這兩者攪合在一起，使得這個行業的改革要比其他行業更尖銳、更困難。”

　　事實上，醫改不僅僅是中國人的難題。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也被類似的問題困擾。

　　美國2008年用于醫療保險的費用達2.5萬億美元，占GDP的17%左右，人均醫療費支出達8000多美元，居全球之首，但其醫保制度卻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發達國家中最昂貴、效率最低”的。

　　在美國，醫院和醫生的水平、醫學研究都是一流的，但有數千萬美國人無法享受。而且多數美國人的醫療保障由衛生保健組織承擔，該組織雖由特定保險機構所屬的醫生組成，但官僚主義嚴重，拖延病情的狀況時有發生。

　　甚至，這一問題已經嚴重到了影響美國國策的程度——奧巴馬在參加總統競選時承諾，讓醫保覆蓋4600萬目前尚無醫保的美國人，另外，他還承諾將降低整個醫保系統的成本。

　　這可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據專業機構的估計，美國每年要在無助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醫療項目上，支出約7000億美元。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則表示，如果不對現有系統進行改革，到2014年，醫療保障行業在美國經濟中所占比重將上升到34%。

　　顯然，醫療衛生費用占G D P的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過高的比例其實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衛生經濟學家李玲認為：“中國現在一方面是資源不足；另一方面，一些工作沒有效率，資源頗有浪費。我個人認為，醫療支出不要超過G D P的6%，因為醫療費用也是社會成本。”

　　無論是8500億，還是G D P的6%，這些數字對于相關醫療、醫藥企業的概念只有一個——商機。而面對商機，破解新醫改后的現實矛盾與問題，成為一干醫藥企業最現實的發展之路。

　　制藥企業 利潤率降低？

　　制藥企業在面對基本藥物目錄時，并沒有投入全部的激情。在爭相“進入”的同時，制藥企業還有一些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對于制藥企業來說，自己的產品不愁銷路是最好的事情。而基本藥物目錄是保證藥品被廣泛接受的捷徑。因此，基本藥物目錄是此次新醫改方案的一個重點。雖然完整的目錄還沒有推出，卻早已成為企業和專家們討論的熱點。

　　但是，事實與設想并不是完全一致，制藥企業在面對基本藥物目錄時，并沒有投入全部的激情。在爭相“進入”的同時，制藥企業還有一些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進入基本藥物目錄后的最大問題是限價。由于基本藥物要進行招標，激烈競爭之下，大多數進入目錄的藥品價格都會被降低。根據業內人士的推測，新醫改方案實施后，基本藥物的降價幅度約在20%-25%。

　　目前，基本藥物目錄包括兩大類產品，一類是獨家創新藥，一類是普藥。前者數量較少，競爭不算激烈，受限價影響比較小。而后者由于生產企業眾多，即使中標，利潤也將被大幅壓縮。據業內人士分析，普藥生產企業平均利潤率本來就不高，大約在8%-10%左右，如果再被壓縮，制藥企業就只能維持基本的運營成本了。

　　正略鈞策管理咨詢公司合伙人解永軍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表示：“其實，制藥企業對基本藥物目錄的積極性不是很高。一來是因為這一塊的規模并不很大，大概連1000億也到不了；另一方面，如果入圍，價格可能會被壓得很低。這么多年來，醫改提了好幾次，但每次的最后，并沒給制藥企業帶來什么具體的益處。所以企業對此的熱情有限。”

　　事實上，基本藥物目錄早就存在。自1996年制訂《基本藥物目錄》后，國家藥監局幾乎每兩年要對該目錄進行一次調整。在2004年完成最近一次調整后，目錄已經包括2033種藥品。但是，此目錄并未真正得到過有效執行，甚至不時有這樣的情況出現：收入目錄的藥品，在被規定了低廉的售價后，直接從市場上消失了。

　　價格是市場體系的核心。而作為生產特殊產品的醫藥行業，近些年來一直處于政府管控之中。哪些藥品需要政府定價？如何科學定價？一直是醫藥行業最為敏感的環節。

　　對此，很多專家和業內人士認為，政府限價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藥價虛高”的問題。解永軍認為：“不能一說藥價高，就怪醫藥企業的利潤高。你看看上市醫藥公司的報表，其實他們的利潤并不高。在2005、2006年，全行業有1/3以上的企業是虧損的。”

　　在他看來，藥價高，主要原因在于藥品進入大醫院的成本：“藥品的銷售渠道主要在大醫院。有的時候，同一種藥品，有200多個企業在生產，而大醫院的數量又很有限，那醫藥企業要讓自己的產品進去，自然費用很高。這種時候，招標也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帶來又一次的尋租成本。事實上，每次招標之后，藥價往往不降反升。”

　　大多數專家認為，解決藥價貴的問題，還是要靠政府投入。2008年，中國的醫療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支出僅占20%左右。李玲認為：“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個人占大頭，政府占小頭。未來應該調換過來，政府對總體的醫療費用支出大概應該占到50%，個人占20%左右。

　　“如果政府不投入，單靠藥企降價，藥企的利潤低了，沒有資金投入新藥研發，也沒有能力做并購整合，整個行業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解永軍說。

　　但是，基本藥物目錄永遠不會受到制藥企業的排斥。它帶給企業的畢竟是實實在在的銷售額。在北京諾華的辦公室門口，近日張貼起大幅宣傳畫，內容是慶祝自己公司的藥品進入2009基本藥物目錄。可見，基本藥物目錄的誘惑還是非同小可。

　　藥店期望落空？

　　在新醫改對醫保的投入大幅增加后，享受國家補貼的社區醫療機構和醫保定點藥店，也將成為零售藥店的有力競爭對手。

　　要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不能只強調藥價。放松管制、讓更多的資金特別是民營資金進入醫療衛生行業，以增加供給、降低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也是其中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對公立醫院的改革是此次醫改的另一個重點。

　　衛生部部長陳竺對公立醫院改革的態度是：“堅持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但是，有些專家對此并不認可。

　　知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指出，對于公立醫院的改革，新醫改方案的主要缺陷是“市場的作用被淡化，甚至被遺忘”。

　　那么，對民營資金放開市場、充分市場化，就可以解決“看病貴”的問題嗎？

　　在解永軍看來，這并不是解決問題的徹底辦法：“其實，目前公立醫院的收費并不高。北京的三甲醫院、普通病房一天的費用才幾十塊，病房設施、看護的成本都在里面。其實，病人一住進去，醫院就是虧損的。這塊的收費是被政府強制壓下來的，如果真的完全放開了，醫療價格肯定要上升，大多數工薪階層都會看不起病。”

　　而“看病難”，主要是由于“供給不足”造成的。盡管醫療機構的整體數量一直都在增長，但由于基層醫療機構的軟硬件跟不上，老百姓不管生什么病都直接去大醫院看——反正價格相差不多——這就造成了真正看病的醫院越來越集中，有效供給越來越少。

　　政策制定者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宣布：未來三年內，中央將重點支持2000所左右縣級醫院的建設、完成2.9萬所鄉鎮衛生院建設任務；投入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預算開支平均每年要達到720億元。

　　這將改變原來有效的醫療資源越來越集中的趨勢。如果基層醫療單位的規模逐漸增長、病源逐漸增加，制藥企業也就不用再爭著進三甲醫院了。

　　在藥品零售企業看來，如果能讓零售藥店充分參與競爭，是一條更好的降低藥價的途徑。

　　根據公開資料，目前全國共有19000多家縣級以上醫院，其中三級以上的大中型醫院2800多家。但這些大中型醫院卻控制著全國60%的處方額。通常全國醫藥消費量80%由醫院處方開出，依此推斷，三級醫院控有全國藥品銷售額的48%，幾乎掌握一半的生殺大權。

　　老百姓大藥房總經理郭波對此也頗有感觸：“中國的藥品銷售，80%在醫院，只有20%來自于藥店。而來自醫院的藥普遍比藥店的貴。”據相關統計，零售藥店的藥品價格普遍比醫院門診藥房低兩到三成。

　　早在去年征求意見稿面世后，眾多零售藥店的業內人士就紛紛呼吁，希望通過醫院方面向社會藥店等方式放開藥品終端市場，從而破解藥價虛高困局。

　　但目前看來，這種呼吁沒有得到多少回應。公開發布的新醫改方案中，只有一處提及了藥品零售行業——第三大條第七小點：“建立健全藥品供應保障體系”中的“發展藥品連鎖經營”，這與2008年10月的征求意見稿并無區別。

　　而且，新醫改非但沒有廣開零售藥店的財路，反而給零售藥店增加了對手——在新醫改對醫保的投入大幅增加后，享受國家補貼的社區醫療機構和醫保定點藥店，也將成為零售藥店的有力競爭對手，這將進一步加劇零售藥店的生存壓力。

　　在對新醫改的期望落空后，很多藥品零售企業被迫選擇“創新”。去年，金象大藥房非藥品類產品的銷售收入首次超過了藥品，“今年我們會在保健品、化妝品等非藥品上花更多的力氣。”北京金象連鎖大藥房董事長徐軍說。

　　而江西開心人連鎖大藥房也開始謀變，他們選擇的是“擴展企業經營業態”。2009年3月，開心人大藥房在南昌開了一家“全能藥房”，除售藥外還提供健康培訓、上門體檢等一系列多元服務。

　　醫療器械 躍躍欲試

　　優先采用國內產品的政策對國內醫療設備廠家和國內I T廠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好消息。

　　新醫改方案被業內人士形象地比喻為“一頂、四梁、八柱”。

　　“八柱”中有一條“很重要的、以前從未有過”的“柱”，就是信息化。“這是唯一的一根技術支柱，其他都是行政支柱。”中國衛生信息學會信息技術應用專業委員會主任姚志洪的這番注解，為信息化在醫改中的定位定下了基調。

　　“新醫改”方案中，有多個與信息化直接相關的建設目標：公共衛生系統、電子病歷、遠程醫療等。而信息化又與醫療器械聯系緊密，比如，遠程醫療會診系統的普及，必將帶動醫療機構對高清視頻設備的需求。

　　依照業內人士的測算，2009年中央與地方財政將在醫療器械采購方面投入1000億元以上的資金；而IBM中國開發中心則表示：“中國投入8500億元人民幣改革醫療體系的計劃，將產生至少15億美元的軟件支出。”

　　農村合作醫療建設對硬件和集成方面的項目將會產生大量需求。業內人士估計，未來幾年中，農村合作醫療所產生的信息化需求將會占到總市場容量的70%以上。

　　東軟早已開始著手“醫療信息化下鄉”。在全國首批20家試點醫院中，東軟承擔了其中6家的信息化建設。

　　東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運營官兼高級副總裁盧朝霞向《英才》記者介紹：“東軟針對新醫改所做的準備是比較超前的。”

　　去年，醫改方案還在討論的過程中，東軟就做了一個組織調整，把醫療軟件部分從政府事業部中分拆出來。今年5月，東軟又做了一次調整，把已經分拆的醫療軟件事業部并入醫療公司。現在，從醫療設備到醫療軟件，如彩超、核磁共振、X光機、CT機、監護儀、生化分析儀，還有數字化醫院全面解決方案……東軟是為數不多的、產品線齊全的公司。“10大類55種產品——這么齊全的產品線，即使在世界范圍來看，也是很少的。”盧朝霞說。

　　除了東軟這樣的本土大型廠商，跨國醫療器械和軟件巨頭們也讀懂了新醫改方案。

　　2009年4月，銳珂醫療全球CEO專程從美國來華，了解新醫改對中國醫療市場產生的影響。銳珂醫療大中華區總裁劉杰也對新醫改帶來的“千載難逢的利好”躍躍欲試：“中國4萬家衛生院及其背后的廣闊農村醫療市場，對我們而言大有可為。”為提前占領中國農村市場，銳珂醫療的農村事業部專門研發了一種小型的CR機，價格在50萬元左右，而以前，最便宜的CR機的價格也得上百萬。

　　對新醫改迅速做出反應的還有西門子。2008年10月22日，新醫改征求意見稿公布僅僅一周之后，西門子醫療就與衛生部合作，在陜西洛川建起了“西門子新農村醫療示范中心”。

　　而在新醫改方案公布之前，英特爾也注資國內移動醫療信息化領域內的領先企業銀江科技，其中醫療信息化是資金最重要的投入方向。

　　“估計東軟的醫療板塊業務收入今后3年累積增長率將達到30%。”盧朝霞表示，由于政府部門明確規定，此次醫改方案實施將優先采用國內產品，這對國內醫療設備廠家和國內IT廠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好消息。

　　對此，銳珂醫療大中華區副總裁滕俐表示，銳珂并未感覺到太大的影響：“據我了解，大多數地方的衛生局或者政府在招標采購中，并沒有把這一點(內資優先)明確寫在招投標的條例里。我最近拜訪了一些地方省市的領導，他們也都是非常開放的態度，這是一個很好的投資環境。”

　　內外資之爭，是所有醫藥企業共同面對的問題。對于“誰將會從政策中得到更多的、更直接的好處”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想問個究竟。

　　“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肯定是想照顧國內的企業。但這并不容易做到。”解永軍指出，國外的醫療企業聯合會擁有很強的能力，一旦認為政策違反了WTO，他們就會訴諸法律。“事實上，每次政策都有照顧國內企業的初衷，但結果都沒有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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