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眾所周知，從古到今，我國的農民養老問題幾乎一直游離于國家政策惠及的范圍之外。根據統計，目前全國約9000萬農村60歲以上老人中，能享受養老保險的只占1.5%，其余絕大多數農村老人，或者倚仗傳統的“養兒防老”機制，或者只能靠自己不斷勞作下去、直到“干不動”，然后獨立應付老無所依的人生困境。

　　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就有了農民養老保險的試點，但它一開始選擇的方向就決定了其停滯消亡的結局，這也是“老農保”根本不為人知的原因。改“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為“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相結合”，是新舊農保的最大區別。

　　在“新農保”的三大資金來源中，“集體補助”在很多貧困地區基本等于零，是不能指望的；“個人繳費”也要面對與“老農保”同樣的困難，農民沒有錢交保險怎么辦？“新農保”要真正做到普惠式，核心仍在于政府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的兜底支付。那么，巨額的基本養老金又該從哪里來呢？在我看來，中央財政補貼資金的來源，地方財政的支付能力，以及“新農保”能否盡快全面覆蓋，應該是普惠式“新農保”政策中最為值得關注的三個重點。

　　其一，補貼“新農保”財政資金的來源，不僅將直接決定“新農保”的惠農力度，也將決定“新農保”的普及速度和公眾評價。人社部有關官員曾披露，“波蘭有5%的中央財政支出用于農民養老保險，我國中央財政對此則沒有一分錢。”而根據《學習時報》披露：我國各級政府和公共機構每年公費出國的財政開支為3000億，每年公車消費、公款吃喝總額為6000億以上。倘若能通過節省行政開支壓縮“三公消費”，將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入到“新農保”短板，不啻為一舉兩得。此外，國有企業每年上繳的紅利，社保基金持有的國有股，乃至雄厚的外匯儲備，是不是也可以強制性地按比例劃給“新農保”？

　　其二，“新農保”如果采取地方財政直接支付、中央財政對地方進行補助的模式，那么農民能否受惠，則直接取決于地方財政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如何確保地方財政不會克扣挪用中央財政補貼，又如何保證地方財政會充分安排資金用于“新農保”支付，將是最為關鍵的所在。此外，“新農保”的發放方式，同樣需要一個完善的方案設計。基礎養老金發放如果重蹈糧食直補被地方和集體截留克扣的覆轍，將完全改變普惠式“新農保”的制度本意。這就需要配套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嚴厲處罰的措施，還有廣大民眾能充分參與的監督機制。

　　其三，如果2020年才全覆蓋，是否有點晚了？不久前有報道稱，有關方面決定從2009年開始在10%的縣(市、區)實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試點，2020年前將覆蓋全國。顯然，10%試點的面有點小，2020年前全覆蓋有點晚。

　　雖然真正平等意義上的“國民養老保險”，并非短期內可以一蹴而就，新農保必然會與新農合一樣，無論在籌資水平還是支付水平上，都只是一個非常低水平的起步，但立即行動永遠都比無望等待要好，因為很多的農民是等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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