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   

　　■本報記者 韓清華 黃舒

　　“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鄧小平

　　7月23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在四川省成都市出席“第二屆中國成都金融街發展論壇暨中國西部新資本力量峰會”之后，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的獨家專訪，他指出，國家金融戰略過渡期結束后，若無政策上的意外，上海金融市場規模必然會超過香港金融市場。

　　記者：中國政府為什么會選擇上海作為國家金融中心城市來進行建設的？

　　夏斌：我在天津的一次會議上曾說過，天津的金融改革不能簡單地復制深滬。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由于是在“摸著石頭過河”背景下，金融市場中各項游戲規則還沒制定，初步統一的市場還未形成，以試點為改革的突破口，在計劃經濟的“邊緣”城市深圳，開展各項改革試點。因此出現了全國諸多的“第一家”，如第一家證券公司、第一家股份制銀行、第一家股份保險公司、第一家外匯交易中心、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等。

　　記者：國家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需要什么樣的條件，世界各國金融中心形成的路徑是怎樣的？

　　夏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全國金融市場統一的法規、市場初步形成，金融發展戰略也在逐步形成中，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蓬勃發展。在一國金融市場統一的游戲規則主導下，體現一國金融體系主要功能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交易中心，從世界各國金融中心的形成歷史看，必然產生于毗鄰經濟發達、交通便利、通訊便捷及金融人才相對集中的這樣一個城市。

　　我認為，在這樣背景下，中國政府選擇上海作為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奮斗目標中的國家金融中心進行建設，毫無疑問，是一個正確的戰略選擇。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全國金融中心基礎設施的建設出現了自覺向上海轉移的趨勢。之后，我們看到了中國的貨幣市場中心、外匯交易中心先后落戶于上海。黃金交易所、期貨交易中心、銀行卡中心等放在上海，各大金融機構進軍上海，甚至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也在上海設立了上海總部。

　　縱觀世界各國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不管是紐約、倫敦，還是新加坡等地，有兩條路，一條是隨著經濟發展自然而生，一條是政府的有意推動。選擇上海作為金融中心城市來建設，我認為是既有國家層面的戰略考慮，同時又是上海以及長江三角洲經濟實力的必然體現，是政府意圖與經濟發展趨勢兩者的結合。

　　記者：從金融學的意義上看，金融中心城市的戰略意義是什么？

　　夏斌：金融中心城市的功能，更多地意味著資金的融通集聚，資金價格發現，風險轉移，通過這三者可使資金配置更加合理化。要實現這三方面的功能，必然會出現各類金融機構和交易在物理學意義上的集聚，這是前提條件。而這些功能釋放的結果，又必然體現為貨幣市場交易量、股票市值，包括債券的市值，金融服務業在當地GDP的比例，會遙遙領先于其他非金融中心城市。

　　我想解釋的是，一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受各種因素制約，也包括非經濟因素。金融中心放在上海，也有可能并不意味著所有功能都放在上海。中國金融正在逐步開放中，金融市場功能相當豐富且是多方位的，加上現代通訊技術和其他原因。也許金融市場中某一個非主要功能性市場不放在上海，但這并不影響把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定位。這是我個人看法。

　　就這個意義講，盡管目前在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上，北京可能超過上海，但我認為從三大功能作用來說，并不影響上海仍然作為中國金融中心城市這一定位。雖然北京在目前GDP中的金融服務業占比上高于上海，但更多的是傳統存貸業務及派生業務引起的，而中國金融市場的結構調整仍處于深化過程之中，上海國際金融城市的建設也處在這個過程之中，看問題要看長遠些。

　　記者：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后，香港將不再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如何協調上海與香港之間的關系？

　　夏斌：制定一國金融戰略，首先要把握未來，看清未來主要的挑戰環境是什么。目前的中國正處于近200多年來又一次偉大的復興時期。特別是到2020年左右，大環境是以信用美元為主導的、動蕩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變，中國資本市場的完全放開和改革仍然處于艱難探索的歷史時期，我們既要抓住機遇力爭使中國經濟長期地高增長，又要保持香港的繼續繁榮這一艱難的歷史使命。對香港這樣一個“一國兩制、國內境外”的特殊優勢地位，它的未來和發展，應該在國家金融中心的概念下統一思考。也就是說，中國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設需要在國家金融中心概念下統一思考上海和香港的戰略布局。

　　記者：您能否將“統一思考上海和香港戰略布局”談得更具體些？

　　夏斌：在剛剛過去30年的中國金融，是個逐步開放的過程。由今后的大環境所決定，今年的金融開放必然仍是個漸進的過程。從目前到2020年前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過程可以稱之為戰略過渡期。在這個歷史過渡期內，我們有條件可以充分發揮香港作為中國金融開放“橋頭堡”和風險“緩沖區”的作用。

　　記者：滬港兩地該如何合作？

　　夏斌：在中國內地，盡快推進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在上海重點發展金融市場，同時適當發展上海美元離岸市場和人民幣離岸市場。在香港，配合國家金融戰略，重點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繼續繁榮香港。而香港在當好國家金融戰略“配角”、“馬前卒”的同時，抓緊研究香港大都市進一步繁榮的升級轉型問題。

　　當中國資本市場完全放開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將逼近美國的經濟總量，特別是從購買力平價看，2020年后更有這種可能。因此如果政策不出意外，資本市場的完全放開，意味著可以有把握地預計，人民幣市場自然會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之一，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金融中心必定在上海，并且可與紐約、倫敦市場媲美，成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這就是我為什么會說當國家金融戰略過渡期結束后，上海金融市場規模必然會超過香港金融市場規模的理由。

　　記者：在金融戰略過渡期內，香港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自身建設？

　　夏斌：金融戰略過渡期結束后，香港在人民幣金融市場方面也許會依附于上海，但會與上海相得益彰。屆時，也許港幣的命運已經改變，香港與上海都是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但各有分工，各具特色。因此在目前的歷史過渡期內，上海要集中精力抓緊推進境內以人民幣為主的金融市場建設，支持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做好人民幣區域化過程中境內外資金交易“管道”、制度建設和經驗積累，充分理解建設好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有助于未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

　　同時要充分認識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最終形成，是國家金融戰略中政策調整演進的結果，是中國資本項下完全開放以后國際金融市場博弈的結果，是中國市場經濟體系最終形成的標志。因此，在借助發揮香港這一個國家金融戰略支點作用，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要研制、服從漸進推進的統一法規。在重大政策調整問題上，不可能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獨立的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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