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統計數據之間“打架”并不奇怪，統計部門應坦誠面對公眾質疑，并給予科學的分析和解釋，對于高層決策和解釋民眾疑惑都有好處。

　　本刊記者 張學慶

　　要弄清楚統計數據是否真“打架”，首先要看各數據的所代表的真實含義。

　　上半年，個人所得稅稅收增速下降，主要是納稅人收入減少。財政部報告認為，上半年個人所得稅收入增速明顯回落的主要原因：一是企業效益明顯下滑，職工工資和獎金增長放緩，導致工資薪金收入增速回落，一季度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7399元，雖然同比增長了13.4%，但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了4.9個百分點。二是上半年股市上漲較快、入市資金增多，分流了一部分居民儲蓄存款；同時受到2008年10月9日起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投資者取得的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政策調整的影響，儲蓄利息所得稅減收明顯。

　　邏輯上不矛盾

　　工資薪金收入增速回落，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何又有近10%的增長？“個稅增幅雖然下降，但實際還是增長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說，“個稅收入增幅下降，但在總的稅收中，還是處于增長態勢。”

　　財政部公布的報告顯示，2009年1~6月份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29530.07億元，同比下降6%，減收1895.68億元。而個人所得稅完成2136.73億元，同比增長0.7%，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6.5個百分點。這說明個人所得稅稅收仍然在增長，高于稅收平均增幅，只不過，增幅放緩了。

　　胡怡建認為，個稅增長放緩，主要是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減少，因為高收入階層是繳納個稅的主力，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不少外資企業出現了減薪、裁員等現象，這勢必影響到這些高收入者的收入，因此，個稅收入增幅減緩是可以理解的。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較多，或許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加比較多，抵消了高收入者收入的減少。比如說，原來月收入1500元的人，增加了500元，到了2000元，收入增加了，但對個稅并沒有影響，因為還不到2000元的個稅起征點。但一個1萬元月收入者，如果減薪到8000元，那么，就要少繳個稅。

　　如果以上兩者在今年上半年都有所增加的話，那么，就有可能會出現目前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幅度大，稅收增加幅度小的情況。“目前沒有看到可支配收入人群的和繳納個稅的具體結構比例情況，所以只能作這樣的分析。”胡怡建對記者表示。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趙欣舸博士表示，可支配收入增加幅度大，個稅增加幅度小，兩者在邏輯上還是講得通的。主要是因為個稅收入還是在增加，只不過增加幅度小而已。他告訴記者，由于統計方法中采樣的不同，統計的結果可能會與我們生活中的感受不一樣。

　　由于可支配收入的數據來源是全國6.5萬戶城鎮居民家庭抽樣調查得來的，樣本的采集不同，都會影響到調查結果和每個人的實際情況產生出入。

　　“從上半年就業形勢看，與去年同期相比，就業情況并沒有明顯好轉，企業效益沒有明顯改善，可支配收入有這么快速的增加，還是有點匪夷所思。”一位專家不解地說。同樣在網上，這條新聞之后的2000多條跟帖中沒有一條認可，大嘆自己的收入沒有增長。

　　上海數據可信

　　如果把視線轉向上海，上海這兩組數據是否也”打架“呢？

　　上海市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上半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965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6%，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6個百分點，剔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增幅同比提高2.3個百分點。其中，工資性收入10290元，增長3.8%；轉移性收入為3638元，增長20.3%。

　　上半年，上海市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268.43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從稅種看，增值稅186.61億元，增長6.3%；個人所得稅124.22億元，增長8.1%；房產稅36.49億元，增長28.2%；營業稅400.8億元，下降2.5%；企業所得稅251.39億元，下降22.9%。

　　7.6%和8.1%，兩個增幅比較接近，不存在“打架“現象，并且后者高于前者，說明上海的高收入者的情況要好于全國水平，在上半年收入依然獲得較快增長，而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要低于全國水平，這又令人較難理解。上海作為全國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拖了全國的后腿，全國的的人均收入增幅是否真實可信，又是一個問號。

　　目前國家統計局還沒有對這一公眾關注的問題作出解釋。

　　解釋被指牽強附會

　　針對經濟增長與全社會用電量的關系，國家統計局曾經解釋有兩個原因。

　　一是一季度產業結構變化較大，用電量相對較少的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其增加值同比增長7.4%，超過第二產業2.1個百分點，占GDP比重由上年同期的42.7%升到44.3%，已超過第二產業中工業的比重。

　　用電和經濟增長不匹配的情況在美國也存在。比如2003年，美國GDP由上年增長1.6%加快到2.5%，而電力生產則由上年增長3.6%回落到0.6%。

　　二是主要高耗能行業生產及用電量增長放緩，一季度用電量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63%左右的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3%，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2.5個百分點；而用電相對較少的高技術產業增長較快。國家統計局專家還分析說，由于經濟指標有先行、同步、滯后之分，在經濟波動轉折期，經濟指標在相同時點會有不同的變動幅度，甚至不同的變動方向，比如生產開始增加而價格仍下降，或庫存開始下降，但生產并未恢復。在目前國民經濟企穩回升的關鍵期，有些指標間的“似乎不一致”恰是經濟內部真實變化的客觀反映，是這一特定階段復雜情況的客觀反映。比如，三大需求的不一致，恰恰反映了國際形勢嚴峻和國內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再如，工業增速與發(用)電量的不一致，某種程度也反映了我國經濟在企穩向好、高耗能行業下降較多和庫存劇烈調整的現實。

　　但統計局的解釋并沒有獲得很好反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馬光遠指出，“結構調整說”用于解釋這種背離有點牽強附會，缺乏說服力。因為產業結構的調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般來說，經濟衰退期為維持就業和保持增長只會注重投資規模等，而不太會進行可能造成大量失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即使說產業結構調整，那中國的產業調整也剛剛開始，用產業結構調整來解釋用電量與經濟增長的背離，缺乏足夠的論證過程的支持。

　　馬光遠認為，統計數據之間打架并不奇怪，如果以平常心待之，坦誠面對公眾質疑，并給予科學的分析和解釋，對于高層決策和解釋民眾疑惑都有好處。但我們的統計部門，似乎依然不習慣于外界對統計數字的質疑，動輒斥之為“沒有根據的猜測”。這種自閉的態度更不利于數據的真實以及與民眾的互動。

　　馬光遠建議，統計部門除了在統計指標的設置和數據的“保真”上下工夫之外，恐怕也要學學公共政策解釋的藝術，放下傲慢與偏見，對于數據打架能夠做出符合自身和公眾智商的合理解釋，努力使自己的數據能夠距離老百姓的心靈近一點，為統計數據建立真正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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