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尹明華文有感及對相關黨報的希冀

　　端午節，找了個地方稍事休息，也抱了一大堆文稿、文件需要作業，需要處理。由于《傳媒》編輯­部同志交代，6月1日要付印，我就先審看了《傳媒》的大樣，本期以傳媒業應付金融危機為主題，組織了張蘇洲、張秉禮、李建國、徐春蓮、閆肖鋒、王東、崔保國、周鴻鐸等一批業內領軍人物或學界權威來撰文獻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中首篇尹明華同志文章中關于要回歸報紙本質，回歸新聞本質，回歸文化方式的觀點，撥動了筆者的心弦，引發了筆者的共鳴。

　　尹明華同志說：報紙應該注重培養思想家，新聞應獨立地向社會發表見解，提倡一種能夠維護自身良好生存狀態的文化方式。這實際上涉及到報刊尤其是黨報的定位問題。誠然，黨報乃至所有報紙首先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它應該忠誠地也是忠實地反映黨和人民的心聲，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但這并不意味著報紙不需要深刻的思想與獨立的見解，并不意味著報紙只能扮演一個傳聲筒和擴音器的角色：恰恰相反，報紙、刊物都應該是有生命的載體，有思想的容器。她應該創造性地反映心聲，維護利益，她應通過自己的“絕對理念”的“邏各斯”，來支配對于社會紛紜現象的報道，彰顯理論品格和理性品位。一家報紙、一家刊物，乃至一家新的媒體，其信息、資訊的傳播力，其實從根本的意義上來講，取決于其文化方式的強弱輕重，而文化方式的強弱輕重又取決于其觀點的沖擊力及思想的深刻度、思維的精細度，這兩者的有機結合，構成了我國黨報、黨刊及報紙、雜志的完整定位。沒有報刊的陣地，思想當然無從談起，但沒有思想與觀念的挺立，則報紙的影響力、傳播力會是無足輕重的，對于讀者則是可有可無的。

　　從報刊與圖書的不同性質看，確實在功能上有區別、有分野。報紙是來去匆匆的、廣泛輻射的易逝品、易碎品，主要是橫向覆蓋；圖書肩負著積累文化傳播文化的重任，其主要是縱向穿越，茶余飯后，讀報聊天，豈不愜意，而在臥榻上，還是讀起書來帶勁過癮。二者區別，能不承認？但是兩者之間并非橫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深淵，無數的報紙局部產品成為圖書，傳承后世；無數的圖書內容為報紙所連載，輻射各界，其中的道理就因為差異中存在著同一性。

　　報刊要有思想，報刊社就要培養思想家。思想家和報刊互為推動：是陳獨秀、李大釗成就了《新青年》，梁啟超成就了《時務報》，毛澤東成就了《湘江­評論》，反過來也可說是這些報刊成就了他們這一代文化大家、思想大家、革命大家。要擁有幾個乃至十幾個學養深厚、政治成熟、思想敏銳、文筆犀利的思想家、評論家、寫作家。沒有這支力量的報刊社，建議事不宜遲，及早動手，變被動為主動；有了初步人選，要鞏固基礎，擴大隊伍，形成氣候；在培養路徑上，可以有長遠規劃和近期步驟。要求這支隊伍，調查研究要深入些，再深入些；讀書學習要刻苦些，再刻苦些；同時壓擔子、交任務，在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強調多討論、善寫作，非如此歷練，則水平難以提高，筆觸難以犀利！須知，無論金融危機如何，這個板塊永遠是報刊社不可或缺的支點。

　　其實，一家好的報刊社，只有思想家和獨到見解也還不夠，還得有幾分藝術品位，否則也會是“行之不遠，后繼乏力”。對了，恰好身邊有一家機關報內容正確，條目不少，但標題“老實”，版面呆板，明顯地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在沒有其他媒體的時候，可以聊解寂莫，但讀起來也真是提不起神來，不知是定位選擇的原­因所致，還是對正確定位實施的偏離所致，抑或是兩方面的原­因兼而有之。筆者愿意就此類報紙的改進問題做些促進工作。

　　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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