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鴻

　　香港特區政府高官由特首帶頭減薪，政府的說法是與社會共度時艱。行政會議并議決公務員調整薪酬，高級公務員工資下調，但中低級公務員則實行凍薪，不加不減。香港社會輿論對政府此舉議論不一，但對特區政府所說“共度時艱”卻大多反應不佳。

　　以特首、問責官員和行政會成員減薪5.38%來說，一是時間太遲，時機已失。在金融海嘯發生了差不多一年后，在社會已經多個月有眾多提議之后，在新加坡等其他受影響國家政府領導官員大幅減薪之后，香港政府才姍姍來遲地宣布，共度時艱的意義便已打折扣。二是減幅太少，香港特首和問責官員的高薪在香港和海外都屬偏高，要表示共度時艱的誠意，應該至少減上10%至20%才有意義。2003年面對非典型性肺炎危機，當時的特首董建華亦率領各局長減薪一成。今次的5.38%減幅給人的印象是十分小家子氣，帶有不大情愿的味道，也難給社會看到特首的誠意。

　　此外，2003年董建華及局長減薪，是在公布公務員減薪之后，但減幅不同，公務員減幅為6%，董及局長們多減四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董等減薪之后，宣布公務員的6%減幅分三年執行，此即所謂“零三三”方案，當年不減，其后兩年分別減3%，共度時艱和體恤公務員的態度明顯。

　　今次曾蔭權等問責官員減薪，卻與公務員減薪同時宣布，雖然后者落實時間得按程序，曾蔭權等減薪在7月1日執行，二者同時公布卻頗有以特首示范要挾公務員接受減薪之嫌，而特首等問責官員與高級公務員同一幅度減薪，亦似把問責官員等同于公務員。或許正反映出曾蔭權所說“做好這份工”的公務員心態。

　　董建華在2003年的減薪，以至新加坡等政府高層的減薪，從本質上講與公務員薪酬調整大不相同。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既定機制，屬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的結果。政治或問責官員的減薪卻帶有引咎自請處罰之意。經濟不佳，不能完全推諉于國際因素，作為政府的決策者也應有決策不當、應對不宜的責任。情況嚴重，則有引咎辭職的壓力，而減薪亦是表示承擔、表示責任的舉措。

　　可是像今次特首與問責官員減薪的方式，卻令人看不到任何因執政不佳向社會道歉、承擔責任的含意。

　　此外，2003年董建華政府把公務員減薪延遲及分兩年執行，并不是為了討好公務員，而是有其他的考慮。

　　一是公務員不同于私營企業員工，要求首要是穩定、持續和貫徹體制的運作，因此著重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表現。在薪酬福利方面也因此以穩定為主，用雇用期限與條件的穩定性來交換較私營機構較低的薪酬水平，并且向私營機構作出示范，抑壓私營機構追隨景氣周期過度以市場波動來制定薪酬的政策。

　　很可惜，近一二十年，英美極端市場主義意識形態沖擊政府和公營機構的體制，追求企業化 (小企業化而不是大企業化)運作，公營機構，以及公務員體制備受破壞，香港亦不例外。相對于私營企業的可興可敗，成功可獲暴利，失敗便關閉，政府不可能隨便倒閉。即使美國地方政府在財政衰竭時，亦不可能把政府部門實時關閉，還需借債維持。而在財政壓力下，發達國家的公營支出占經濟的比例，也只能有幾個百分點的變動，長期以來平均水平也還在30%到40%之間，不能隨市場景氣波動大起大落。因此，公務員的薪酬福利，不可能像私營企業那樣，大起大落，否則的話會挫傷公務員的士氣、歸屬感和工作的持續性，影響政府整個體制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二是公務員的薪酬支出，不單只是財政支出，同時也是社會的收入，可轉化為消費，在社會上產生經濟效果的乘數作用。今次特區政府宣布的公務員減薪，涉及8.7億港元的財政開支。若執行的話，也即是公務員總收入減少此數，這會不會影響公務員今后的消費開支呢？

　　這一年里，特區政府推出刺激經濟的措施，如減稅、增加補貼等，基本上是用財政開支來制造消費。但公務員減薪卻與此背道而馳，是在壓縮消費。董建華政府在2003年香港經濟低迷時，把公務員減薪延后一年，就是要避免減薪所帶來的實時的消極作用。特區政府以80億港元替市民向電力公司征交高昂電費(卻不要求壟斷性的私營電力公司減電費，共度時艱)，得益的仍是電力公司。今次減8億多港元的開支，卻是減公務員的收入，打擊他們的消費。兩相比較，正可看到曾蔭權政府經濟政策的取向。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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