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安永全球主席兼CEO特黎

　　談金融危機影響與公司裁員

　　□記者 張婭

　　● 對于未來的經濟形勢，安永內部的人力資源部門也在做各種分析。我是一個樂觀的人，認為最壞的情況不會發生

　　● 金融危機之后監管政策和方向都發生了改變。危機所帶來的一個影響是，金融機構甚至非金融機構將有一個首席風險官的職務出現，或者董事會中專設一個針對風險的控制委員會

　　● 未來全球金融體系更可能呈現多極中心和多極領導的格局，毫無疑問上海和香港將是其中一極，他們的重要性其實已經表現出來了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全球主席兼CEO特黎 (Jim Turley)現在面對的是他上任8年來的第二個艱難時世。4月9日，安永發布的《2009年首季全球IPO活動報告》顯示，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全球共有50宗IPO項目，募集資金僅14億美元，其中只有兩宗集資額超過1億美元。與此同時，英國知名市場研究公司Dealogic也指出，今年一季度，全球并購活動比去年同期減少了36%，并購交易總額僅為5249億美元，創下2004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

　　“由于市場環境的變化，大部分企業IPO推遲或終止，在并購業務上也有比較多的顧慮，這給專業金融服務公司帶來了很大影響。”特黎承認，“今年第一季度，安永的業務量還沒有明顯走入上升通道，從宏觀經濟層面也只看到了比較早期的經濟回暖信號，這些轉化為業務量還為時過早。”

　　值得慶幸的是，特黎在2001年上任之初已經受住了同樣嚴峻的考驗。2001年爆發的“安然事件”導致了全球會計行業的信任危機，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最終倒閉，全球“五大”變成了“四大”。好在特黎帶領安永度過了那次難關。從2002財年到2008財年，安永的全球收入由101億美元上升至245億美元。2008年，安永還完成了被英國《金融時報》稱為的“自安達信破產以來專業服務行業規模最大的一次改革”，即把在西歐、東歐、中東、印度及非洲地區全部87個國家的業務整合為一個新的EMEIA業務區域，區域內的營運由單一管理團隊領導。安永在遠東的15 個國家和地區也進行了同樣整合。再加上2006年整合美洲29個國家的業務，安永把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劃分成為7個緊密聯系的區域。

　　“由此產生的效果非常顯著，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經濟危機時期，我們可以為客戶及時有效地組織起他們所需要的專業人員。”特黎總結說，“這不僅有利于安永為客戶提供統一的高質量服務，還能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如果某個國家的辦事處成功提供了一項服務，我們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就可以直接采用這一結果，而不用從頭開始。”

　　正因如此，這位安永全球掌舵者對未來表現出了強烈信心：“雖然客戶的思路和此前有所不同，但很多客戶轉而在逆境中尋求機會，同時不少客戶也在積極為IPO重啟后的融資做準備。”

　　“我們跟客戶保持著密切溝通，從中得到的信號令人鼓舞。”他說，“當全球并購和IPO市場恢復到正常時，安永的業務增長也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該事務所的統計顯示，在截止2008年6月30日的2008財年，安永全球增長最快的區域依次是中國、印度、中東和俄羅斯。由于2008年大部分時間石油價格依然高企，預計2009財年中東將成為安永增長最快的區域。

　　但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對任何一家跨國企業而言，中國更加成為戰略必爭之地。早期謹慎拓展的安永2004年開始發力，成為“四大”在中國市場發展最為迅速的會計師事務所。過去幾年安永的中國員工人數增加迅猛，2005年到2006年的兩年間，從4000多人發展到6000多人，2007年一舉突破8000人，2008年底，安永中國的員工人數達到8500人。但就在今年4月中旬，安永中國因裁員風波成為輿論焦點。經濟危機到底給安永帶來了多大沖擊？未來全球金融體系將發生哪些重構？針對上述話題，《商務周刊》對特黎進行了采訪。

　　《商務周刊》：前段時間，安永中國的裁員風波鬧得沸沸揚揚。這是否意味著經濟危機給安永的業務帶來了嚴重影響？目前安永有沒有考慮過經濟形勢變得更壞時的人力資源舉措？

　　特黎：總體來說，安永全球大約有14萬員工，每年招聘的畢業生超過1萬人，正常的人員流動每年也在15%以上。在這個非常時期，正常人員的流動比以前少多了，而新的人員還在進來，同期相比我們的員工人數還在持續上升。有人離開可能是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有的的確是基于在公司表現不佳，這是一直在持續的過程，安永十分強調透明度和雙方誠懇的交流。

　　對于未來的經濟形勢，安永內部的人力資源部門也在做各種分析。我們還在進行校園招聘，數量也基本和往年持平，最壞的情況就是完全不招人或者停止校園招聘。我是一個樂觀的人，認為最壞的情況不會發生。

　　《商務周刊》：那么，安永如何消除全球IPO活動停滯不前和并購業務大幅縮減帶來的業務疲軟？您認為安永中國是否還能保持前幾年的增長態勢？

　　特黎：從短期來說，我們隨時和客戶保持著密切溝通，在這種艱難環境下他們可能更需要專業服務的幫助。我們也在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隊伍，盡可能壓縮開支，比如壓縮不必要的業務出差，提倡盡可能的節儉。從長期來看，我們更關注一些宏觀和人文方面的變化，比如現在大學畢業生的期望值和職業規劃與上一代有所不同；同時，我們也在關注全球資本的流動方向。你知道，現在更多資本從西方流向東方，從發展中國家更多流入新興市場。

　　未來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將更加體現出來，安永在中國已經進行了巨額投資。在中國市場暫停IPO之前，安永手上的項目有100多個，是市場的領先者，我們相信IPO重啟之后，安永依然是這個市場的領導者。今年安永中國的業務收入和員工數目還是會有所增長，但是與前幾年的快速增長相比，今年的漲幅肯定要小一些。

　　《商務周刊》：您上任之初經歷的安然事件導致了薩班斯·奧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出臺。2008年次貸風波以及華爾街危機相繼爆發，是否也會導致金融市場的“游戲規則”發生新的變化？

　　特黎：毫無疑問，金融危機之后監管政策和方向都發生了改變。首先，任何一個新的監管政策出臺都有一個基于全球性影響的出發點，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密切；其次，監管的重點是對金融產品的風險進行有效計量和監控，并且使之在各種商業活動中得到控制，這種風險可能來自于某一家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和沖擊力，也有可能是不同機構在市場上獨立運行的同一類產品綜合起來會對整個行業產生嚴重影響；第三，G20峰會上提出了要重點監管對沖基金，因為他們在市場上的交易金額非常大，對市場的潛在影響不容忽視；第四，監管機構也在關注評級機構本身如何開展業務。危機所帶來的另外一個影響是，金融機構甚至非金融機構將有一個首席風險官的職務出現，或者董事會中專設一個針對風險的控制委員會。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因為片面追求經濟的安全，而扼殺不斷追求創新的企業家精神。企業創新是促使更多就業機會出現和增強市場活力的重要因素，我們需要通過這些來幫助全球經濟盡快走出危機。

　　《商務周刊》：在這場經濟危機中，“以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被廣泛認為是促成危機不斷擴散和深化的罪魁禍首。4月2日，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決定放寬這一會計準則；但就在第二天，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SAB)稱，現階段將維持“按市值標價”原則不變。您認為該準則對于建立一個健康的證券市場有多大影響？

　　特黎：“以市值計價”的初衷是當市場有大幅波動時，通過以市值計價體現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上，讓報表的使用者得以知道這種變化。但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讓企業采用市值計價很困難。FASB最近對“以市值計價”規則的決定，目的還是幫助企業更好的使用市值計價，而不是對此原則進行根本性改變，也不會對整個經濟產生影響。在這里需要澄清的是，這種改變會帶來一個好處，就是讓企業、會計師和審計師更一致地去執行這個會計準則，使得最后市場對于這個原則的體現一致。

　　《商務周刊》：這場經濟危機的另一個結果是導致了人們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反思。隨著美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注資和接管，在金融市場上“看不見的手”是否會讓位于“看得見的手”？由于中國政府在今年初確定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現在市場上出現了一個新名詞“SHANG-KONG”，即把上海和香港兩個地區的英文名結合在一起，認為他們可能取代現有的紐約——倫敦全球金融中心模式。您如何看待這一趨勢？

　　特黎：不光是在美國，從全球來看，銀行業都是受監管程度最高的行業。現在，各方都預期到對銀行業和金融服務業的監管將更加強化，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高興。從整體趨勢來看，監管覆蓋的區域和影響會從全球化方面來考慮，監管的注意力也放在了一些會引起系統性風險或者涉及面影響到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的風險上。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舉措。

　　全球市值最大的幾家銀行目前都集中在中國。20年前，紐約是公認的全球金融中心，但在過去5—10年間，紐約和倫敦之間就像拔河一樣，雙方都想爭到第一的頭銜。未來全球金融體系更可能呈現多極中心和多極領導的格局，毫無疑問上海和香港將會是其中一極，他們的重要性其實已經表現出來了。我個人希望這種情況能夠發生得更快一些。中國政府正在努力靠近國際金融準則，包括會計準則、公司治理準則和市場監管準則，并且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這在未來也會對上海和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起到持續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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