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西城區金城坊東街1號北京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酒店大宴會廳舉行《中國經濟轉型30年》新書發布會暨中國經濟發展座談會。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表示：中國的轉型包括四個方面的轉型：市場轉型、社會轉型、開放轉型以及政治轉型。其中政治轉型比較核心的就是政府轉型。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到底政府如何轉型？這是我們覺得比較困難和困惑的問題。因此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我們認為如果沒有政府的轉型，這四個轉型本身也不會發生，因此還是從歷史梳理的角度來對這個問題做一個分析。

　　首先是它的發展目標，它是怎么樣轉變的。從這一點來看是非常清楚的，當然從我們的角度界定為三代。

　　第二個角度是從政府的職能轉變，就是中國政府是怎么樣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全能，然后到改革開放以后的國家發展主義政府，進入21世紀又比較明確地轉變為公共服務行政。這個分析比較難，因此在我們的研究中專門用了“五年計劃”，包括它的發展目標來看它是不是真正的轉型。我們也驚訝地發現，它的變化確實比較大。如果從定量指標來看，會看到在六個時期，它的主要經濟指數占全部定量指標的大約60%的情況，但到目前已經降到20%，而且大部分的指標是約束性的和公共服務指標。我們從具體的指標也可以看出它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第三個視角就是從決策機制角度來看，它是怎么樣從國家決策乃至個人決策逐漸地向個體決策，進而向我們所說的公共決策，以及開放決策、科學決策的視角來轉變的。同時，我們也采用了十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過程。它原來是有程序的，從沒有程序逐漸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

　　從這三個視角討論之后，我們從得出的基本結論可以看出第四個角度，就是它的產出，包括所謂的從財政收入的角度，以及從財政支出的角度，另外也從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角度，怎么樣從傳統的自產國家到稅收國家。特別是從稅收結構來看，當時主要靠企業收入逐漸向稅收為主的過程，但是最重要的是向現代化轉型，特別是有現代的預算框架。

　　我們總的結論是，看到整個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公共財政轉變過程中確實與主體是相關的。我們注意到它用的詞是“正在轉變”，實際上和我們文章的結論也差不多。這個轉變過程并沒有完成，還在不斷的發生過程中。但是我們已經找到了一些內在的歷史邏輯，以及和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體系以及本身的發展階段相關的，不管是發展目標還是決策機制，還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動因。事實上這篇文章沒有來得及講政府轉型和社會轉型，包括經濟轉型和開放轉型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相對的制約關系，這有待于我們在今后進一步分析這個過程。

　　我們的結論也是比較復雜的，一方面，政府作為轉型的推動者和指導者，另一方面它自身又是一個即得利益者，它本身也會出現一定程度制約社會的轉型，可能就是在相互矛盾的過程中不斷演變發展，我們也只能去看這個過程。

　　可以說30年的時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漸進性的革命，以漸進性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到有“五年計劃”，然后發生了革命性的結果。我知道這本書還要出英文版本。我作為中國學者或者說作為內部人，不光是觀察，我們也在不斷推動政府的轉變，包括政府的決策機制是怎么發生變化的。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年代，我們自己在決策機制也會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我們作為內部人，作為參與者來親自把這些已經發生的過程客觀地描述出來，以便于不僅介紹給國內讀者，同時也介紹給國際讀者，使他們真正理解中國處于怎么樣的發展變化，特別是中國政府自身是怎么樣進行轉型的，而這種轉型又是多維的。

　　事實上，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轉型會比較成功，從而也避免了像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很可惜，由于篇幅我沒有辦法把東歐，包括蘇聯政府的轉型做一個對比，如果要做一個對比的話，可以說中國確實走出了自己的一條獨特道路。因為我本身也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給外國留學生上課，其中有很多都是來自發達國家的留學生。

　　我們還給非洲班的官員上課，他們都非常驚奇，像中國這樣原來作為計劃經濟搞的是“五年計劃”，怎么樣通過轉變過程，這“五年計劃”的內容發生巨大變化，從微觀經濟的干預轉向公共服務的提供。作為一種手段來看，非常有效的提供所謂均等化的公共服務。特別是我們指出的新型醫療合作制，在2003年只有百分之幾的比例，到2005年只有23%的覆蓋率，到今天已經達到了91.3%，盡管水平不太高。他們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你們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達到這么高的水平？

　　我就講內部機制，像“十一五”規劃，最重要的是2006年專門下達的國務院通知，由什么樣的部門來負責，這樣的部門非常明確，就是衛生部和財政部來具體作為牽頭單位進行約束和討論。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具體案例、具體研究，對這些國家的官員，包括外國留學生做一個比較客觀的介紹。

　　我想，我作為作者之一，能夠有幸參與這樣一部高質量、全方位的研究和進一步探索中國經濟轉型這本書。前一段時間我看了88年的一些著作和98年的著作，很顯然，隨著中國的轉型發展越來越深入，我們可以看到后來所提供的理論思考，包括中國經驗的總結，確實會伴隨著我們在實踐過程中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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