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世紀以來，還從未有哪個同家，能像中美兩國那樣對帶動全球經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消費者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需求方，而中國制造商們則是供應鏈上的最強大力量。這一事實所產生的巨大效益，無人能夠否認。在截至2007年中的為期四年半的經濟周期中，全球GDP年增長率逼近5%，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以來世界最強勁最持久的經濟繁榮期。

　　但現如今，這兩臺引擎正在噼啪作響，隨時都有熄火的可能，與此相伴隨的是：一場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正在蔓延。巨大的挑戰橫亙在兩國面前，一起經受考驗的還有它們的雙邊關系。希望仍然存在，但需要一個關鍵性的前提：那就是中國和美國攜起手來，共同建立解決方式。反之，若兩國最終不歡而散，那么將兩敗俱傷——使飽受危機蹂躪的全球經濟進一步雪上加霜。這是一場巨大的賭注，不容許有半點閃失。

　　文/史蒂芬·羅奇

　　在這次痛苦的經濟危機和產業衰退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全身而退。美國所謂的次貸危機是引燃地獄之火的火花，隨后的連鎖效應是：全球化浪潮浸泡的世界各地紛紛接踵陷入危機。其中也包括中國——這個在衰退世界中一直適應力超強的經濟體。同時卷入的還有日益中國核心化的亞洲各國，幾乎所有經濟體都已陷入嚴重衰退，或者增長銳減。亞洲金融危機曾給該地區帶來災難性后果，10年之后，一場新的危機又接踵而至。亞洲絕非世外桃源，亞洲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的問題——與起自美國的危機息息相關。這場危機及其經濟衰退已如同野火一般席卷各大發達國家。

　　危機之所以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雙方經濟的不平衡狀態引起的。美國的過度消費模式已是沉疴纏身，長期以來支持該模式的資產泡沫——無論是實體資產還是信貸資產都一一破裂。中國的出口主導增長模式也陷入困境。隨著美國經濟泡沫破滅，消費者需求壓縮，中國產品的國際買方市場環境劇變，出口蒙受嚴重下滑。亞洲其他國家——出口依賴型經濟體，作為以中國為核心的供應鏈上的一環——更加無處藏身。距1997年～1998年痛苦動蕩10年之后，亞洲再一次與危機迎面相逢。

　　重要事實是，這些經濟失衡狀況并非孤立存在。美國消費泡沫的另一端，實際上是同樣脆弱的亞洲出口泡沫。現在，這兩端——世界經濟的需求鏈和供應鏈上的泡沫均已破裂。這遲早會在某個時刻點暴發：日積月累的全球貿易失衡終于走到了盡頭，后泡沫時代已經到來。

　　中國：失衡及失穩

　　在經濟繁榮期內，中國從貿易失衡中獲益良多。2001年～2007年內，中國GDP中出口份額從20%躍至36%，幾乎漲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額也從24%升至31%。換句話說，中國對時機的把握近乎完美。它將賭注加碼到出口依賴型經濟上，時間恰好是全球貿易壯觀增長的年代里。這種策略相當有效，中國從此次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以來最繁榮的全球經濟增長中飛速積累財富，截至2007年，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0.4%。

　　當時的情況已成過往。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罕見地出現同時衰退，世界貿易繁榮曇花一現。而中國的出口貿易在經歷了截至2008年中期年增長率為25%的飛速發展之后，其勢頭猛然逆轉—同年底出口貿易徹底收縮，2008年12月下跌2.8%，2009年1月更是猛跌17.5%。

　　由于出口占據了中國經濟相當大的份額且一直是主要快速增長板塊，因此當中國的總體經濟指標以同樣速度戲劇性下滑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感到驚訝。2008年12月工業產量僅增長了5.7%——為過去五年中平均速度16.5%的三分之一。同年GDP實際增長6.8%，與前三年近12%的增長步伐形成強烈反差。

　　中國的經濟下滑是按年度增長率報道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掩飾了中國近期問題的嚴重性。若像美國那樣，將上述數字轉換成季度變化指標，中國GDP和工業產量在2008年末實際上處于持平或輕度負增長水平。從實時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在去年中后期迎面撞墻。如此突然的經濟轉向提示中國要在2009年實現8%的GDP增長目標，任務相當艱巨；接近或低于6%的增長可能更容易實現。在危機遍及全球的背景下，中國很難成為一處經濟綠洲。

　　對于這個長期強調社會穩定的國家來說，經濟增長不足是一項值得憂慮的發展問題。中國就業環境已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政府承認沿海出口業的工作崗位已減少15% ，即 2000萬人失去工作，而中國總共擁有約1.2億流動工人。如果出口和GDP仍持續下滑，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出現更多的缺口——社會所擔心的工人鬧事風險將大大上升。我堅信中國領導層一定會采取各種措施，避免上述后果。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政府面臨的挑戰相當艱巨。

　　中國核心化的亞洲正處于危險之中

　　人們普遍相信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中國的發展傳奇乃是這一預見的中心基礎——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成功變革將無可避免地把世界權力天平從西方移至東方。毫不夸張地說，這一結構性轉移將使世界面貌改天換地。亞洲之夢是如此令人激動，引人入勝——就如同一塊磁鐵一樣吸引著全世界的財力資本和人力資本匯集亞洲。

　　但為此舉杯相賀，實在是幼稚之舉。亞洲世紀并非像大多數人相信的那樣牢不可破。我認為主要的原因在于該地區仍然相當依賴出口貿易和外部市場需求。發展中的亞洲，其出口份額在去年達到歷史頂峰，為47%——比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平均水平上升了10個百分點。但這不是真正意義上強力經濟體的表現，強力經濟體應當能夠自力更生。

　　毫無疑問，同期亞洲經濟越來越呈現中國核心化的特征——該地區發展軌道上的另一層面特征。當中國繁榮時，亞洲其他國家非常樂意一起搭上發展便車。中國境內的生產組裝線不斷地吸收來自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國的投資和產品部件，以中國為核心的產業供應鏈帶來了更加緊密的泛區域一體化。然而這種出口依賴具有兩面性——雙向因果關系使得亞洲各地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如上文所述，中國繁榮本身就緊密掛鉤于創記錄的全球貿易增長。但現在隨著全球貿易自198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滑，中國的出口導向原動力迅速失去源泉。

　　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經濟體也飽受打擊。2008年12月，該地區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出口貿易呈現災難性狀況：臺灣地區年度出口令人震驚地下降了42%，其中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銳減56%；日本出口縮減35%，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部分減少了35%；韓國的出口下降17%，對中國的出口部分也減少了35%。上述三個國家／地區的經濟具有相同特征，即中國在過去數年中已躍升為這些國家／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占臺灣全部出口的28%，韓國全部出口的23%，日本全部出口的16%。現在中國的出口機器猛然停頓，使該地區其他經濟體遭受更加嚴重的打擊。這證實了一個古老的亞洲格言：中國打噴嚏，亞洲其余國家就會嚴重感冒。

　　我仍然相信亞洲世紀正在向我們走來。但這個過程可能比一般預計的要長得多。在上述背景下，此次危機成為對亞洲世紀預言的最大考驗——該區域是否能夠自力更生，即使在外部沖擊下仍然昂然站立。九十年代后期的那場危機是一次外部融資風暴，今天的危機則是一次外部需求銳減風暴。事態的發展提醒該區域的人們：亞洲成為世界領導的曰程表遠遠沒有完成。除非出口導向增長模式讓位于不斷擴大的國內私人消費，否則亞洲世紀將永遠是一個夢想。

　　雙邊關系不斷緊張

　　當前的世界經濟危機給中美關系帶來新的挑戰——而這一關系被認為是21世紀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特別是近期美國新任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先生在參議員聽證會上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幣值，加劇了緊張氣氛。再者，考慮到美國正處于衰退和失業率高位上升的環境下，有理由擔心蓋特納先生的言論僅僅是即將到來的批評中國浪潮的前兆。

　　很不幸，這是華盛頓長期慣有的推卸責任心態的自然結果。艱難時期，美國政治家們顯然需要替罪羊來轉移民眾視線，從而避免被追究此前因玩忽職守而導致嚴重問題的責任。他們選中了華爾街作為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盡管監管機構和中央銀行也曾參與同謀——同時被選中的還有維持巨額雙邊貿易逆差的中國，人們指責它陷美國工人于生存窘境。

　　談到中國貿易政策，華盛頓的邏輯主要基于三個方面—2007年兩國貿易逆差達到歷史最高的2560億美元，長期存在的人民幣匯率操控言論，以及美國中產階級工人似乎處于慢性停滯狀態的實體薪資。該觀點聲稱，解決了中國問題，那么美國工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自然會得到緩解。

　　這一觀點本身具有嚴重缺陷。主要原因在于美國貿易逆差并非憑空產生。如上所述，易于產生泡沫，儲蓄短缺的美國經濟需要從國外引進富余儲蓄以保持增長。這樣，美國就必須實施大規模經常項目和貿易赤字以吸引外部資本。美中貿易逆差，以及美國同其他100個貿易伙伴的貿易逆差，實際上是這一問題的重要產物。美國存在多個雙邊貿易失衡——并非是中國不公平競爭導致的單一雙邊問題。中國的確是美國多邊貿易逆差的最大對象國—但原因不在于人民幣幣值，而主要在于美國跨國公司們主動采取的產業外包策略。

　　所謂的中國人民幣幣值低估問題也并非像許多美國專家所想的那樣證據確鑿。首先，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自三年前中國政府放棄固定匯率制度以來，已上升了近21%。此外，最新的學術研究認為人民幣的多邊幣值僅僅被低估了10%——很難說這能成為中國主要的貿易優勢。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人員不斷證實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中國的雙邊和多邊貿易流動并不像人民幣批評者所期望的那樣，對匯率走向十分敏感。

　　而且，即使通過人民幣幣值重估，關稅和其他方式削減或中止美中貿易，美國經濟由于儲蓄短缺仍然需要維持龐大的多邊貿易逆差。最后的結果是，與中國的貿易失衡結束了，另一個巨額貿易逆差伙伴出現了。如果新的這個逆差伙伴產品成本更高——這極有可能結果等同于美國已經虛弱的中產階級又不得不承擔一次類似增稅的痛苦。但事態的發展不會僅限于此。中國外匯管理者們將減少購買美元資產進行報復，隨之世界這兩大巨頭將很快處于貿易保護主義的深淵。

　　如何避免這一結局——我們應該對三十年代美國聲名狼藉的斯姆特一霍利關稅法案引發世界貿易戰記憶猶新——是美中兩國政治界面臨的巨大挑戰。對美國新任總統來說，尤其如此。在一次呼吁支持困境中的美國中產階級工人的競選活動中，奧巴馬特別強調：在全球化自由發展的時代里，實際工資停滯狀況尤為令人擔心。實際工資問題是一項嚴重問題。而華盛頓的挑戰是，如何確定該問題與貿易政策之間的關聯度。實際工資停滯很可能與美國人力資本投資不足密切相關——特別是在IT業帶動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代里，美國教育改革和再培訓計劃一直步履蹣跚——而非跨境貿易壓力所致。美國不鼓勵儲蓄的缺陷政策有可能是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萬億美元預算赤字時期，該情況仍在惡化。如何解決這一困境而不損害全球化發展，將是奧巴馬總統首先面對的領導能力的重要考驗。

　　不要指望共存共生

　　從經濟學角度講，美國是消費者和低儲蓄者，中國是生產者和高儲蓄者，它們之間毫無疑問地長期存在自然共生關系。但這種互補性不應理所當然地認為就是相互依賴，也不會永遠地強化上述國家之間的雙邊紐帶。事實上，美中共生很可能僅僅只是一個過程或者階段——是一段短時期存在的共同利益契合的反映。的確，只要缺乏儲蓄的美國經濟繼續維持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以支持個人過度消費，那么美國仍然需要一位像中國的借款人來提供外部資本。同樣，只要過度儲蓄的中國經濟需要維持貿易出口以增加工作崗位，維護社會穩定，那么中國也需要美國這位世界最大的消費人來吸納產品。

　　但如果上述條件發生變化，結果又將如何？若美國開始注重儲蓄——后泡沫時期美國的過度消費者們很可能改變習慣——那么向中國借入富余儲蓄的需求就會萎縮。相反，若中國開始注重消費——鑒于中國過去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現在它也很可能改變習慣——那么中國將沒有大量富余儲蓄借給美國。如果雙方的調整步伐恰好踩著點完美合拍，我們將有希望看到連續而不間斷的共生關系。但我認為雙方經濟體能達到如此精確的同步調整，幾率實在是太低了。這就引出了另一種較大的可能：兩國共生讓位于不平衡狀態——從而成為新的美中緊張關系源泉。

　　不幸的是，能導致美中經濟緊張的源泉還不止一個。2005年～2007年間，美國國會共提出整整45條的反華貿易法案。雖然上述法案無一通過，但情況總會發生改變。當前美國失業率伴隨經濟衰退不斷上升，貿易摩擦政治勢力很可能獲得民眾更大的支持。鑒于此種情況，財政部長蓋特納就中國人民幣幣值操縱的警告，尤其值得擔憂。而美國近期頒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購買美國貨”條款也可能發出同樣論調。

　　與此同時，中國必須敏銳察覺到自身的出口導向經濟模式對其貿易伙伴造成的影響。任何經濟補貼——無論是國內工資補貼還是匯率補貼——都將產生重大意義，特別考慮到中國的世界地位在不斷提高。作為當前世界第二大出口國，中國無法對自身責任掉以輕心。而且，如果中國無視環境退化和污染進行不公平競爭，那么世界將為跨國勞動套利行為付出更高額的代價。簡單比較一下各國工資水平即可說明問題。若基于成本效益的外包活動發展到完全忽視環境惡化的地步，那么相對“綠色”的經濟體實際工資將被擠壓得更加厲害。

　　解決美中復雜的經濟關系問題，已成為現在最緊迫的任務，對于處于失衡狀態的世界經濟至關重要。危機四起的全球經濟如今陷入嚴重衰退，因此這次賭注還將增大。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都在發展變革，短暫的共生狀態可能將被加劇的緊張關系所取代。化解這些緊張局勢的時間只能是今天——否則時機一過將追悔莫及。

　　中國的政策需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早已預見到這類問題的發生。兩年前，溫家寶總理警告說中國經濟處于“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發展”的狀態。2006年出臺的“十一五”規劃也考慮到類似的經濟漏洞，該計劃強調中國需要著手實施重大經濟結構調整，從出口導向型轉移至消費導向型。

　　但這部分計劃的政府實施力度不足。尤其是中國未能建立制度化的安全網絡——這一支持系統對緩和民眾的未來預期憂慮，減少預防性儲蓄行為，營造更加活躍的消費文化來說不可或缺。其結果是中國GDP中的消費份額在2007年跌至36%的歷史最低記錄——反映出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暗淡一面，這一失衡在此次全球經濟危機中尤顯麻煩。一場嚴重的外部需求銳減使中國經濟失衡且無后備計劃的狀況完全暴露。

　　著力刺激消費的平衡再調整是中國惟一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答案。積極的財政刺激措施，例如中國近期宣布的4萬億人民幣基礎設施投資動議只能做權宜之計。上述措施借用了中國在九十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和2000年～2001年世界經濟輕度衰退中運用的反周期危機策略。但此時美國消費市場已經開始萎縮且將持續數年，這種情況下要彌補中國出口依賴型增長模式的結構性缺陷，這些行動是不夠的。

　　中國需要大膽而積極地制定促消費政策。它首先應當出臺社會安全網絡構建方面的重大舉措。中國尤其需要急劇擴大其國家社會保障基金的投入，當前中國社保基金的管理資產僅有700億美元略多——為中國老齡人群每人支付100美元的終生退休金都不夠。中國還需要迅速采取行動，建立全面的私人養老金計劃，并增加對國家醫保和失業保險的投入。最近通過的總額達8500億人民幣為期三年的醫療改革計劃令人鼓舞，但這只往正確方向邁出了一小步。

　　中國的底線是：失衡的中國經濟必須重新調整。30年來，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使中國獲益良多，但現在必須讓位于消費導向的內源性增長方式。對于中國來說，從來沒有哪個時期像今天這么迫切需要經濟變革。對亞洲其他各國來說——已經失衡的全球經濟更不消說——中國在后危機時代擔當著經濟領導角色。

　　覺醒召喚

　　不用說，一個已經削弱的經濟體通常不會采納提高幣值的善意建議。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尤其如此，在2008年底，中國的增長步伐放緩至幾乎停頓。2009年初中國整體經濟增長疲軟，目前增長率正處于6%～8%的水平線上，該水平線是中國吸納剩余勞動力，保持社會穩定的增長底線，而緊縮的貨幣政策將增加經濟周期波動，帶來更大的下滑風險。毫不奇怪，北京對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近期指責中國操縱幣值的言論進行了猛烈回應。言辭雖然刺耳，終未波及行動，但人們仍需要仔細考慮言辭戰爭導致直接貿易制裁的后果。上述影響將立即在金融市場上體現出來。美國依賴中國為其外部赤字買單——在不受限制的萬億美元預算赤字情況下，這種依賴只會增加——美國無法承受中國減少購買美元資產的風險。但華盛頓若因幣值糾紛發起貿易制裁的話，自尊的中國會感到受傷，從而報復性地減少購買美元資產。

　　中國的報復方式非常簡單，即不再在即將到來的美國國債拍賣場合上露面。這種情況非同小可，因為美國每個工作日都需要30億美元的外部資金流入，以維持其經常項目赤字。若中國不再為美國提供外部注資，美元可能暴跌，實際長期利率將會上升。美元危機是正處于衰退中的美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但美國若真將言辭批評化為制裁中國貿易的實際行動，那么這種情況就將真的發生。總之，在攻擊中國貨幣政策是罪魁禍首的言論上，華盛頓越來越感到如履薄冰。后泡沫時期的美國經濟正在遭受國內需求銳減的痛苦，發動排華風潮是消除不了這一痛苦的。當前氣候下的武力威脅，既不明智又萬分危險。

　　同時，告訴中國什么事不能做，也相當重要。首先，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必須摒棄過度樂觀情緒，不要指望依靠舊時的外部需求模式能再次拯救中國。行將萎縮數年的美國消費市場無異于一場全球消費休克，對任何出口導向型國家都是一次曠日持久的拖累。因此，中國的經濟調整越發顯得迫切。將經濟發展模式從過度依賴出口轉變到更大程度地依靠國內私人消費，是中國日趨緊迫的任務。

　　中國也不能經不起誘惑而運用貨幣杠桿和其他補貼來刺激出口行業。在發達國家失業率上升，對全球化后果憂慮增加的年代里，上述做法無異給反華貿易制裁提供口實。如前所述，反華制裁將促使中國重新考慮其最重要的美國海外債權人的角色。隨之，正如同30年代的情況，觸底競賽將拉開序幕。

　　今天，處于危機和衰退中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期都需要同舟共濟，而不是各奔東西。全球化及其通過跨國貿易和資本流帶來的緊密聯系，使得我們別無選擇。 這種環境下，指責游戲完全無濟于事。那些指責中國等儲蓄富余國應為美國的不可持續消費熱潮承擔責任的人士，應當感到慚愧。這是一個美國問題，需要在美國國內加以解決，措施就是實施新的紀律嚴明的貨幣政策，嚴厲監管，消費者和企業采取更加負責的行為方式等等。美國這一十幾年來生活在自身能力范圍之外的泡沫依賴型經濟體，如今必須接受角色回歸的現實——而不是把他國作為此次痛苦而必需進行的經濟調整的擋箭牌。

　　同樣地，中國也需要接受出口導向增長方式的固有缺陷性。發達世界前所未有的同步衰退，帶來空前外部需求市場休克，使中國認識到這一痛苦事實。經濟發展絕非為他人生產商品——特別是那些生活標準超過自身能力之外的“他人”。最終，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將為國民私人消費內需拉動方式所取代。中國已為此次轉變做好準備，也必須最快地啟動這一過程。

　　總而言之，處于失衡狀態的世界各國必須開始繁重的經濟大調整，現在是時候了！美國和中國如何調整，答案再清楚不過：美國需要多儲蓄、少消費，而中國需要少儲蓄、多消費。說來容易做起來難。但現實危機中的世界再也無法承受長期失衡狀態造成的代價了。全球調整不是速戰速決——因此，情況遠非那些近視政治家所呼吁的那樣簡單。但歸根結底，這是把世界拉回可持續發展軌道的惟一途徑。此次危機若還有一線希望，那必定是它傳遞給這個失衡世界中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們的覺醒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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