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詩成

　　克魯格曼終于來中國了。在過去一周里，這位當紅的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不停蹄地造訪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與中國經濟學家風云論劍，探討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版圖和解決之道。讓國人驚詫的是：在中國短短一周的行程，克魯格曼卻以其放蕩不羈的尖銳言論，幾乎激怒了所有與之謀面的學者和專家，甚至搞到令人下不了臺的地步。(《東方早報》5月17日)

　　從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到點名中國碳排放增長過快影響了全球的資源和環境，他發表的每一個論調，都遭致在場中國學者的強烈質疑和不滿。我想，其中既有對克魯格曼觀點的不認同，也有對其表達方式的不適應。

　　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我們掏大價錢請你來，把你當大師一樣笑臉供著，不要求你像某些“對華友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那樣，專挑中國人愛聽的話說，起碼也別在中國地盤上“大放厥詞”啊！其實，了解克魯格曼的人會發現，火藥味十足是他的一貫做派。在他看來，“一個人的話如果不能激發某一部分人的憤怒，他的演講就不夠深入人心，也就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專欄作家。”其中國之行的“戰斗性”，不過是其“率性”而為罷了。

　　克魯格曼讓很多國人驚詫，根源在于我們并不適應這種率性十足的表達方式。國內很多學術會議(也包括其他會議)，總是一團和氣，從來不缺少好好先生。即便要表達不同看法，也會“穿靴戴帽”好半天，什么“基本贊成”、“充分肯定”、“已經說得非常好”云云，自己“只是有一點補充”、“僅供商榷”。如果冒出了“火藥味”，主持會議的人多半會出來“和稀泥”——可以會后多交流，很少見到學者們激烈的對峙或者舌戰上演。也就難怪有參會的朋友告訴我，有學者在克魯格曼“不能說服自己就一定要糾纏到底”的性格面前，有些“過分激動甚至失態”。

　　古今中外的學術史都已表明，學術爭鳴最活躍的時期，常常是學術文化發展最迅速、學術巨匠“群星閃耀”的時期。但不能不承認，當前中國學術界恰恰缺少這種活躍與激烈。明哲保身、與世無爭的傳統信條，讓很多學者瞻前顧后，生怕說“錯話”，在學術交流過程中奉行“多栽花，少栽刺”原則，寧可說一些正確廢話，也不說“得罪人”的真話。漸漸的，深層次、建設性的學術爭鳴，成為這個學術“大發展”時代的稀缺品。

　　表象之下，是深層次的扭曲。不由得想起陳丹青先生一段精妙的描述，說國人常常“平時兇、底下狠，翻到面子上，也即社會領域和公共層面，則民氣淤結，翻報紙看電視，罕見真問題、真意見，便是有，也必百般婉轉，簡直達于文體修辭的‘溫良恭儉讓’，總之，一派云淡風清。”

　　克魯格曼的“反常”像倒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自身的“反常”。誠然，即便獲了諾獎也不是圣人，他的質疑與攻擊經常被證明是錯誤或偏頗的，但我們應該接受這種率性的“戰斗性與火藥味”，從刺耳的批評中發現有價值的東西。即便他真的錯得不成樣子，連辨駁的必要都沒有，我們也不必懼怕泱泱地球上有這樣一個“攻擊 ”我們的經濟學家。對外是這樣，對內也是這樣——從來就不要指望一個轉型的時代里，公共話題會一團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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