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調查顯示，大部分被訪企業中高層認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金融體制環境對國企“更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國進民退”現象的主要因素

　　政府的力量只能讓經濟止跌，而經濟的真正復蘇，一定要靠市場的力量，靠社會投資，形成新的增長點

　　《中國企業家》“國進民退”現象調查

　　*調查說明：針對引起商界、學界關注的“國進民退”現象，《中國企業家》雜志組織本次調查，調查對象為企業中高層。從4月7日－4月15日，共發出問卷308份，回收113份。

　　采訪 | 本刊記者  陳建芬  何伊凡  潘虹秀  楊婧

　　調查 | 本刊記者  曾蘭  吳瓊

　　文 | 本刊記者  杜亮

　　一種憂慮正在商界、學界悄然蔓延。在舉國應對經濟下滑的氛圍中，在4萬億投資大計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光環下，這種聲音并不十分悅耳，但卻真實而耐人回味。

　　“國家4萬億投資，今年一季度銀行又放出4萬多億的貸款，看著轟轟烈烈，卻大都給了國有大項目，我們一分錢都拿不到。”(某民營企業老板語)

　　“我們在某家銀行的信貸記錄上很好，是大大的良民，卻貸不到款。經濟危機來了，國有企業是穩定了，民營企業恰恰相反。”(春秋航空董事長王正華語)

　　“此次政府出臺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中，占比最大的是基礎設施建設類，其中居首位的是鐵路建設投資，這是否會強化鐵路部門國有資本一家獨大的格局？”(某專家語)

　　“危機來了，政府作為投資主體是可以的，但長期來看，是不能解決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的。現在地方政府就是‘跑部錢進’。這讓我想起了20年前的現象，感覺非常不好。”(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語)

　　“國電在做硅材料，華能和大唐也想進入風機，如果他們建立了制造能力，我們(民營企業)報價再低也不會要我的，國內能源市場的開放就永遠不可能了，那將是整個產業鏈條的壟斷。”(某光伏企業負責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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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不同角度發出的這種種憂慮，都有一個指向，那就是“國進民退”。

　　“國進民退”，是從2002年開始的中國經濟增長周期中一個被頻頻提及的現象。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隨著政府刺激經濟計劃的出臺，它在瞬間被放大了。

　　根據《中國企業家》一項針對企業中高層的調查，有超過70%的人認為目前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詳見附表)。

　　對于“國進民退”概念的理解，我們認為，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講，表現為國有經濟在某一或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的擴大，以及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的縮小，甚至于退出。廣義上講，除了上述內容外，還表現為政府對經濟干預或者說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有識者指出，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帶有很強的“逆市場化”取向，與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產生偏離。

　　哪些行業出現了“國進民退”？

　　為了能夠定量描述近年來逐漸凸顯的“國進民退”現象，本刊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對2002年和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進行了計算，得出的結果并不符合人們的印象(詳見附表)。

　　2002年，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為40%；2007年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為29.5%，下降了近10%，說明經濟發展總體上仍是“國退民進”的態勢。只有“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煙草制品業”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三個行業出現國有經濟比重上升的情況。

　　而在本刊調查中提出的“哪些行業出現了國進民退”的問題，中選率在10%以上的行業從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鋼鐵、煤炭、金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表示，要慎下“國進民退”的結論，是否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國進民退”現象，要對具體的案例進行具體的研究剖析，到底這是雙方自愿的市場化行為，還是由于政府的強迫。他認為，市場競爭之下，任何市場主體都有進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國進”還是“國退”，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尋求產品與商業模式的獨特性與創新性，是任何年代、任何形勢下不二的成功法則。

　　據本刊了解，商界與學界一些人士之所以對“國進民退”感覺強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國有經濟在重要的基礎性行業占據主導地位，且集中度越來越高，如石油石化、鋼鐵、金融、電信、鐵路等，由于其關系國計民生，因此比較引人注目。二是這些行業大都是利潤豐厚的壟斷行業，且伴隨著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利潤迅速增加，引起了社會的普遍質疑。

　　其中，在航空、鋼鐵和煤炭領域，近一年來都出現了引人關注的“國進民退”案例。如航空，本來是國有企業絕對壟斷的領域，2005年，民航總局放開了市場準入，出現了一批民營航空公司，但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這些弱小的民營航空死的死(東星航空)，賣的賣(鷹聯航空)，普遍限于困境，市場競爭程度出現了倒退。在鋼鐵行業，寶鋼通過杭鋼的“過橋”，收購了寧波鋼鐵全部的民營股份。民企日照鋼鐵亦在政策主導下，被迫與山東鋼鐵簽訂城下之盟。在煤炭行業，小煤礦因浪費和安全問題被政府整頓，收編者亦是大的國企。

　　上述領域本來就是國有資本壟斷(如航空)或者占有相對優勢的競爭性領域(如鋼鐵)，而在另一些新興行業或者民企具有競爭優勢的消費類、制造類行業，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苗頭。

　　比如新能源領域(詳見附文：《“血拼”新能源》)，五大國有發電集團憑借政策和資源優勢，不計成本地跑馬圈地。“掙錢掙不到就算了，賠錢也賠不出去？”這句出自某國有電力集團老總口中的話，或許會讓在新能源領域躍躍欲試的民企不寒而栗，萌生退意。

　　再比如，央企中郵器材下屬公司中郵普泰，一直想進入手機零售領域，這里本是民企的天下。迪信通、中復電訊都在中郵普泰的收購目標之中。據知情人士分析，“中郵器材很有資金實力，但是不是很好的管理者，是民營手機銷售企業考慮最多的問題。”

　　大國企憑借在某一環節的核心壟斷地位向下游或者上游擴張，最終將形成產業鏈的壟斷，像五大發電集團切入風機制造、太陽能電池制造領域，就體現了這一動向。安邦咨詢的陳功表示，對于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講，這是“最可怕”的。

　　四大因素助推“國進民退”

　　當前，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成為政府經濟工作的主要目標，但是我們似乎不該忘記對基本歷史經驗的溫習。

　　類似的殷鑒其實不遠。1998年，中國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國企大量出現虧損、倒閉和職工下崗的情況，由于國有經濟當時所占比重還比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隨后，中央提出了國企三年改革脫困的計劃，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國有經濟收縮到壟斷行業和更具優勢的競爭領域，用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的話說，當時是“國退民進”的格局。這種在經濟布局上順勢而為的調整構成了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一個重要體制基礎。

　　10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機來襲，企業界感受到的卻是“國進民退”的相反格局。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與思索。

　　是什么因素推動了“國進民退”？在本刊設計的調查問卷中，列舉了全球金融危機、4萬億投資、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金融體制環境四個外部因素。

　　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企業中高層認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金融體制環境對國企“更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國進民退”現象的主要因素。其中選率分別為86.36%和76.19%。

　　仔細研讀“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可被視為普適性的貸款優惠、稅收減免等產業扶植政策外，支持國企通過并購重組、做大做強的政策導向相當明顯，有些規劃里面列出了具體的國有企業的名字，甚至政府要支持的具體并購重組計劃。例如，汽車產業振興規劃提出要重點支持的“三大三小”，均為國企；船舶工業規劃提出要重點發展“兩個龍頭企業”——中國船舶和中船重工；而在鋼鐵產業振興規劃里，更是將“推進鞍本與攀鋼、東北特鋼，寶鋼與包鋼、寧波鋼鐵等跨地區的重組，推進天津鋼管與天鐵、天鋼、天津冶金公司，太鋼與省內鋼鐵企業等區域內的重組”這樣的具體操作路徑寫入其中。回顧近幾年來政府頒布的五年規劃和諸多產業政策，這種“對號入座”地向國企傾斜的態度是極為罕見的。我們知道，政府的產業政策往往是銀行貸款投向的指揮棒，如此明示的政策偏好，將使金融資源進一步向國企集中，民營企業在這些領域恐怕很難有長大的未來。

　　至于金融體制環境，一直以來都是優待國企。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種優待更加明顯。去年上半年，為了應對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貸款規模加以限制，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受到金融收縮的影響最顯著。而到了去年下半年，政府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經濟下滑，開始實行寬松信貸政策，今年一季度，貸款規模高達4萬多億，但是大部分貸款都流向了“鐵(路)、公(路)、機(場)”等大項目以及房地產開發，中小企業依然感受不到“陽光雨露”，正如本文開頭某民營企業老板和春秋航空董事長王正華所嘆息的那樣。近幾年，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引起的關注度不可謂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于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里的改革可能還有漫漫長路要走。(詳見附文：《“誰能在金融上支持民營企業做大做強？”》)

　　再看看金融危機和4萬億投資對于“國進民退”的影響。根據本刊的調查結果，認為兩者加劇“國進民退”態勢的被訪者均未超過50%，中選率分別是39%和50%，而認為“看不清楚”的比例亦分別高達39%和31.82%。對此，我們可以做如下解讀：金融危機作為一種客觀的外部市場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是全局性的，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不能幸免于外。但國企由于出身優勢，可以比民營企業更便利地獲得國家資金救助。如果說民企東星航空由于經營不善不得不走上破產重整的道路是市場之選，那么巨虧的東方航空獲得國資委70億元的注資，背后的含義則耐人尋味。同是市場主體，同是市場競爭失敗，獨后者有雄厚資金兜底，那么市場經濟中應有的“公平與效率”精神何在？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當到位，“大家都在過冬，國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襖，而民企仍是薄衣單衫，這不是要了我的命么？”

　　至于4萬億投資大計，雖說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和國有企業大項目，投向了基礎設施，如前面提到的“鐵公機”項目，但是這些領域本來也是民間資本少有涉足和具備競爭優勢的領域。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高路易對此有比較清晰的分析。他認為，4萬億投資計劃并沒有產生政府投資對于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也就是說造成“國進民退”的態勢。但他同時也對政府投資的勢頭強勁，而社會投資疲軟的現象表示了憂慮。“此舉(4萬億政府投資)的短期效應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從長期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仍要依靠工業、依靠中小企業共同發展。”

　　如何提高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如何鼓舞中小企業的士氣，應當是下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的重點，也是中國經濟良性增長所面臨的主要課題。

　　破除凱恩斯主義“迷戀”

　　從狹義的層面來看“國進民退”現象，其實我們也不必過分憂慮。因為這種現象畢竟只集中在幾個特定的行業，而且正如本刊對國家統計局數字所分析的那樣，中國經濟在整體上仍然處在“國退民進”的趨勢下。但是如果就當前政府的政策導向研判未來，我們就不能不產生更為深刻的擔憂。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主要發達政府相繼出臺了數以萬億美元計的救市計劃，以至于市場驚呼，凱恩斯主義又回來了。在經濟危局之下，政府出手干預市場本屬于正常之舉。事實上，中國政府目前的經濟刺激計劃亦帶有很強的凱恩斯主義色彩。但是，同樣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在一個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和在一個仍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其實施效果，特別是對經濟長期良性發展的影響，就需要理性、慎重地加以權衡了。

　　膚淺的雜音已經出現。

　　在金融危機來臨，各國政府被迫舉起凱恩斯主義的大旗后，有國內評論甚至認為，“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失敗。你看，連美國這樣的最發達的國家都搞起了國有化(注資金融機構)。”社會主義國家搞政府干預經濟、搞國有化，資本主義國家現在也這么做，“西方國家在向我們學習。”這種簡單化的思維傳遞的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考慮中國30年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歷史經驗，更沒有考慮到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后所積累下來的深層體制問題。

　　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采取了“政府主導下的市場化”模式，這也是東亞經濟體騰飛所共同遵循的成功模式。但是我們在和西方國家的比較中，往往強調了“政府主導”的成功之處。其實通觀30年，政府放松管制，放手發展民間經濟力量，才是我們最應汲取的經驗。而政府干預、搞宏觀調控，不應被奉為發展市場經濟的圭臬。

　　從國際經驗看，也是如此。二戰以后，為了醫療經濟上的巨大創傷，凱恩斯主義成為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宏觀政策的主要基點，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國有化程度的居高不下、與能源危機因素疊加，使得世界主要經濟體陷入滯脹的困局，直到英國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總統不約而同地告別凱恩斯主義，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英、美兩個主要發達國家的示范下，全球私有化浪潮重新興起，成為帶動世界經濟走出滯脹泥潭的主要因素。

　　恰在此時，中國的改革開放蹣跚起步。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很難說中國市場化改革取向的改革沒有受到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啟發和影響。

　　世道輪回，如今凱恩斯主義又在全球回歸。但是正如當年凱恩斯主義的過度、長期使用曾把全球拖入滯脹局面一樣，如今對凱恩斯主義這味藥，我們依然注意不要過量服用。特別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障礙是政府力量過于強大，對經濟干預過重、管得過死。而不是像西方國家恰恰相反。

　　鄂爾多斯集團董事局主席王林祥在經歷了從2004年到2008年5年的宏觀調控后，多次表示，“不要把宏觀調控搞到微觀到不能再微觀的程度了。”

　　“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政府的力量只是讓經濟止跌，而經濟的真正復蘇，一定要靠市場的力量，靠社會投資，形成新的增長點。”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為本刊撰文指出。

　　從觀念上充分相信民間力量，在措施上有力激發民間力量，這才是中國經濟走出危機、走上長期良性發展道路的根本動力所在。

　　[案例]

　　“血拼”新能源

　　“掙錢掙不到就算了，賠錢也賠不出去？”這句出自國有電力集團老總口中的話，或許會讓在新能源領域躍躍欲試的民企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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