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誰來回答“國企賺的錢”都哪兒去了》，這是近日網上轉載率很高的一篇文章，核心內容就是為什么三家大國企一年賺3000多億，只上交國家200多億�，F狀之下，國企利潤究竟流向何處？國有企業全民所有，究竟又該在利潤上如何體現全民所有？(4月16日央視《新聞1+1》)

　　不妨借用朱自清先生當年的這句夫子自道，來描摹國民的心理感受———“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一邊是三家大國企數以千億的利潤，一邊是寒酸的10%上繳比例，換言之，當一些央企在饕餮狂歡的盛筵時，我們幾乎什么也沒有。

　　據悉，從1993年到現在，我們國企積累的未上繳的利潤有幾萬億元，試問這些天文數字的利潤流向哪里了？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接受采訪時稱，剩下的90%用于企業的擴大再生產，用于支付改革的成本以及其他實實在在的一些需求。顯然，這一回答過于籠統和曖昧。具體有多少用于擴大再生產？又有多少用于支付改革成本？除此之外的利潤具體流向哪里？對此相關部門語焉不詳，公眾茫然不知。

　　其實，這些利潤還有一項即是自肥。數字顯示，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壟斷性國企上交給國家的利潤是封了頂的，即10%，但其高管收入在今年以前是不封頂的。顯然，如果繼續坐視央企將大部分利潤預留，“央企吃肉，社會喝粥”的現象只會愈演愈烈。

　　與國際上一些國家相比，利潤上繳比例最高10%委實太寬松、太敦厚，以至有人戲稱國家是“仁慈的君主”。據報道，新加坡國有企業分紅主要考慮現金流(即折舊前盈利)，分紅水平高的達到盈利的80%-90%，一般為盈利的1/3至2/3。而且國際上的通用做法是，國有企業要將利潤轉給財政部門，由財政部門進行支配，或用于公共支出，或用于返還企業，而不是像我們的國企那樣直接“扣留”。

　　是時候該徹底結束“央企吃肉，社會喝粥”了。如何結束？筆者認為，最需要調整的即是目前10%的比例，至于如何調整，則需要把握一個度。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曾提到“紅利悖論”——— 國家少拿了，國家的所有者權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證；國家多拿了，企業的發展后勁可能受到影響。顯然這就需要把握兩者的平衡點，但就當下而言，利潤上繳比例最高10%實屬過低。當然，調高上繳比例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需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領域，引入競爭，真正讓民營企業進入壟斷領域。

　　一味沉醉于天文數字的狂歡當中，而不去追問國企利潤能否惠及于民，數字狂歡終究只是紙上富貴。如果不探究高增長背后的真相，不剖析高增長背后的隱憂，這種高增長假以時日必將流于虛無，因為許多央企的利潤是建立在壟斷基礎之上。最關鍵的是，如果繼續容忍央企截留高額利潤，就會撕裂民意、造成社會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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