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企業便感受到寒冬的殘酷。

　　在去年中國企業領袖峰會上，柳傳志曾不無擔憂地告訴在座的企業家們，“我閱歷不夠，沒經過這種危機，不知道接下來會怎么發展”。今年2月初，這位早已隱退多年的老將便宣布重出江湖。這一舉動似乎在向外界發出信號，聯想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嚴寒的冰冷刺骨中，“如何過冬”成為眾多企業家們面臨的一個全新課題——至少這是繼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首次橫掃全球、具備如此大規模殺傷力的經濟危機。

　　然而不少學者卻認為這很可能是一次天賜良機，而不是致命一擊。周其仁指出，“最困難的時候可能是大轉變的時機。”滕斌圣在題為《詳解企業備戰“過冬”三種方式》的文章中也持相同的論調，“改革開放30年間，這不是中國企業遇到的第一個冬天。在以往的幾次冬天里，每一次都有企業倒下，但每一次都有企業仍然堅挺地屹立著，還有更多的企業在冬天過去后，發芽、成長⋯⋯”

　　2009年，《長江》將零距離直面企業家，力圖呈現他們應對危機時的心路、思想、決策、行動。這些企業家將涉及高新產業、制造業、服務業等各色行業。本期的采訪對象為長江商學院中國企業CEO課程首期班學員、遠東控股集團董事長蔣錫培和長江商學院EMBA8期學員、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副社長王芳。

　　李翔/文

　　企業要順應潮流，不能逆勢而為。它只能在大環境中，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路徑。

　　他坦率地承認自己面臨壓力，盡管他沒有必要對我們足夠坦誠，外部世界的變化已經讓這名中國南方商人目眩。他并沒有假裝自己能夠搞懂引發經濟危機的全部那些東西。他說，“我們對美國、歐洲一些國家的內部金融體系以及整個經濟狀況還不是太了解，信息太不對稱。”

　　華爾街的把戲對于一名中國制造商而言過于高深。當然這也沒有任何關系，因為連巴菲特都坦誠自己對華爾街的很多工具目瞪口呆。奧馬哈的圣人抱怨說，金融衍生產品讓投資者難以理解大的金融機構，讓人“徹底迷失”。而且，“實際上，最近的一些事件揭示出，那些供職于主要金融機構的CEO或者前CEO們，也沒有能力去管理一個擁有如此復雜和龐大的衍生產品的生意。查理·芒格和我也在這個倒霉鬼名單中。”

　　“在我了解你之前，我還更喜歡你些”，巴菲特引用一首鄉村民謠的歌詞說。不過對于這名中國制造商而言，事情無關“喜歡”與否。更重要的是他要看著自己公司的銷售額下降和回款速度下降，以及，天知道還有哪些問題。

　　只是作為一名公司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他不能表現出自己的任何焦慮，他要像法俄戰爭時期的拿破侖一樣，四處巡視，安撫手下的將軍和士兵去忍受俄羅斯大地的嚴寒。“皇帝和我們在一起”，當拿破侖出現在前線時，法國士兵們總會抬起疲倦的頭顱，像看天神一樣注視這位危機中的天才人物。

　　蔣錫培正是這樣做的。我看著他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同公司員工談笑風生，做出關于未來的許諾，臨別時激勵般地拍拍肩膀。他要在不確定的時代為自己的下屬們提供信心和確定感。對他自己而言，這也是惟一的確定因素：你只能做好自己應當做的事。其他事情，就交給奧巴馬、布朗和胡錦濤考慮好了，他稱之為“我們所擁有的明智的世界領袖”。

　　在過去的時間內，他已經成功地帶領自己的公司度過了無數危機。已經廣為人知的是，他通過幾次改制讓自己和自己的公司強大起來。他是善于把握風向變遷的高手，至少從商業軌跡上來看，在審時度勢并且做出變化方面，他從未失手。這一次，他還在繼續這樣做：捕捉風向，做出變化。

　　《長江》：你對現在的經濟問題怎么看？

　　蔣錫培：現在這種經濟形勢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但是回想起來，美國也好、國內也好，之前經濟出現問題的征兆還是比較多，只不過作為我們，缺乏很多宏觀數據，也缺乏系統研究，也沒有更多地去重視，以至于現在使得很多企業措手不及。事實上現在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已經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有很多數據可以佐證，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明顯放緩，有的嚴重下滑。

　　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越來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影響。盡管我們也有自己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但是這種自我需求還是很難滿足老百姓的期望和企業發展的要求。我們覺得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遭遇的困境和難題，需要的是各個政府的最高決策者的非常智慧，需要他們協同、聯手，在很多領域采取一致政策，營造振興經濟、穩定社會的良好法制和政策環境，營造企業家創業、創大業、創好業的信心，這是政府的責任。

　　作為企業來講，無論如何，它也要順應潮流，不能逆勢而為。因為大環境是無法改變的，它只能在大環境中，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路徑。

　　《長江》：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對遠東和其周邊的電纜產業集群有何影響？

　　蔣錫培：當下的經濟形勢對很多企業都形成影響，只是影響程度不同而已。

　　具體表現就是市場的需求趨減，另外，資金明顯趨緊，不是說銀行不給貸款，像我們這樣的公司，銀行巴不得給貸款，不貸給好企業貸給哪個？作為信用好的、有發展前景的，又有規模的公司，它肯定會貸款給你。但問題的關鍵是，前面的供應商、后面的客戶，很多都吃緊了，它們明顯感覺到壓力，不可能對你沒有影響。

　　第三個表現是產品價格暴跌，10月份的價格和9月份相比，跌了40%，到12月份跌了60%，在這樣的價格暴跌的情況下，銷售收入要和以前保持一致，就很難了。我銷售了同樣多產品，原來可以賣一個億，現在只能賣4000萬了，你的利潤不就下降了嗎？

　　還有，有些合作伙伴停產，或者因為還不起貸款倒閉了。中小企業倒閉潮，有些是因為企業本身規模不大，管理不到位等因素，經不起市場的競爭，但還有很多企業是大環境的犧牲品。比如外向型企業，怎么經得起3年當中匯率漲了百分之三四十呢；它怎么經得起取消出口退稅呢？除了部分利潤高一點的能吃得消以外，絕大部分企業是吃不消前面匯率、利率和后面稅率的變化。還有就是《勞動法》，好不容易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今天，初步打破了一部分人的鐵飯碗——還不是全部勞動者，馬上法律上給了所有人一個金飯碗，還打不破的。如果引發大量的勞動者與管理層及股東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這個事情就麻煩了，引發群眾斗企業家了。有企業家抗議，沒有功勞僅有罪過了，這個問題就大了。所以企業家的信心不光是遭受市場大環境的壓力，還有法規和輿論的壓力。這還不是金融危機帶來的問題，金融危機是一個方面，相關的政策法規，引發了深層次的障礙和矛盾也是一個方面。

　　《長江》：這個時候最能考驗企業家哪方面的特質？

　　蔣錫培：可能在幾個方面都能體現。一是毅力，需要具備堅韌不拔的精神。二是風險承擔的能力，就是冒險的精神，有一些決策需要冒險的。第三是誠信，像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你是不是繼續保持并實現你的承諾。第四是創新精神，遇到這種困難，是束手待斃還是努力創新，尋求變化。這些因素在這個時段內都會集中體現出來。

　　《長江》：你們現在最需要獲得哪方面的支持？

　　蔣錫培：一定要營造鼓勵創業、崇尚成功、寬容失敗的環境。企業是這么重要，沒有企業就沒有就業，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來源，沒有收入來源就沒有社會穩定，沒有國家繁榮和富強。只有發展才能實現和諧，發展就是科學，不發展就不科學，發展就是和諧，不發展就是不和諧，所以發展是硬道理。

　　另外，創業階段的稅率，包括個人所得稅，一定要放在全球經濟當中去考量，否則就沒有競爭優勢。所以政府出臺一些針對企業的所得稅和其他稅費時，一定要綜合考量企業的負擔，是不是把企業放到全球經濟當中還有競爭優勢，創造財富的人，肯定會非常不容易，他會很珍惜自己創造的財富，而且最能合理利用財富，為企業和社會帶來更大的財富。如果我們承認資源在這些人的手里，他們是對社會的一大貢獻，最好把現在的個人所得稅調整，他在世的時候少收他的，死了以后多收他的，多收遺產稅。當然這些事情，我們也不能太急切，政府也需要思考怎樣解決。

　　《長江》：遠東未來的發展戰略會因為此次危機而有調整嗎？

　　蔣錫培：首先，遠東“三個主業加投資”這樣的一個發展戰略是不會變的。我們按照自身可掌控的資源、我們的能力以及做企業的規律來決定投資與否。

　　一個企業不可能做無限多的事情。我們已經選擇了三個主業：電纜、醫藥、地產。這三個主業都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而且做企業還是要講究專業，你要去做好你的第一主業，這是最關鍵的。選不好可能再去選第二主業。一般企業要做到三個主業都自己去控股經營，已經難度很大了，特別是行業跨度比較大的情況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還是要用心把三個主業做好。集中優勢資源做好一件事情，有條件的情況下，再去做第二件、第三件事⋯⋯

　　第二是投資，我們可以去投資一些比較看好的行業和企業。但是對這些企業不可能去控股和管理。

　　《長江》：從遠東和你個人的歷史來看，讓人稱道的是你們的4次改制，于是大家都認為你是一個特別善于探索和有遠見的人，我不知道你現在打算怎么做呢？

　　蔣錫培：我只是順勢。4次改制，被動為主，主動為輔，因為我們深知我們企業要生存和發展，一定要順應大勢，要聽黨的話，這不只是說說。當時我只是選擇了更有利于企業生存發展的路徑和模式，所以我只是順勢。

　　尤其是企業發展到某種程度，更需要考慮到很多相關利益者的利益。我們在1995年的時候提出要創建“和與靈”的文化，這確實是我們的追求。我們追求和諧，我們也要靈活應變，這些都是我們的生存法則。

　　《長江》：現在你怎么去把握這種趨勢呢？

　　蔣錫培：首先要理清思路，積極面對，做好準備，抓準機遇；其次還要尋求更大的發展，這是目的，所有的前提，都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比如現在我要好好善待我們的員工，我非但不能隨意解雇一位員工，我還得留住人，我還不能降薪，還要適當加薪，因為這個時候，不能給政府添亂，另外也更能吸引新的優秀的人才，也有利于企業今后的發展。

　　第三，重大的決策不能出錯，前期要做盡量多的工作，該出手的時候就出手。

　　第四，一定是全力以赴打市場，爭取賣出更多的產品，和你的客戶一起共渡難關。

　　第五，要和銀行處理好關系，跟供應商的關系也要處理好。某種程度上講，銀行是我的客戶，供應商是我的客戶，最終的消費者也是我的客戶，這些關系都要處理好。

　　第六，要練好內功，比如說制度層面是不是需要完善、業務流程是不是要重組，管理是不是要加強，比如財務管理、品質管理、營銷管理，等等。

　　《長江》：遠東在電纜行業已經處于領先位置，卻沒有聽到要并購同行企業，對此您有什么特殊的考慮嗎？

　　蔣錫培：其實并購也是我們一直在考慮的，也曾經談過多家，但都因為沒有充分的互補優勢而放棄了。我們希望彼此的優勢可以互補，而不是簡單的資產疊加。比如某一個地區，這個市場我沒有，對方有；比如某個技術產品，我現在沒有，但是對方有，我就可以考慮并購。只要符合這樣的條件，我們會走出這一步。

　　《長江》：怎么看目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

　　蔣錫培：現在國家出臺的一些產業振興計劃，我覺得還是比較全面的，操作性也還比較強。但是作為企業來講，關鍵還是要靠自己，因為這些政策對于所有的企業都是一樣的。關鍵是看企業自身如何把握好這些機會。現在我們這個行業的產能大量過剩，而且還有新的投資者不斷進入。如果再不從宏觀上去把握，不從資源合理利用這個角度去把握的話，實際上是資源大大的浪費。

　　不過國家出臺的一些政策肯定是立竿見影的，比如稅收政策，它可以馬上降低企業的銷售價格，讓公司去贏得市場。另外還有一些鼓勵創新的政策，雖然不是一天兩天就能看到效果，但也很重要。

　　《長江》：你會考慮通過減薪、裁員這樣一些壓縮人力成本的途徑來降低成本嗎？

　　蔣錫培：人力的成本當然是一個很多企業面臨困境的一個原因，但它不是主要的。如果你有足夠的生產訂單，非但不會裁人，肯定還要招人。然后，如果要使員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工資和福利待遇是激勵的最重要因素。

　　《長江》：對你而言，覺得當下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哪里？

　　蔣錫培：就外部來講，最大的不確定性是全球的經濟發展趨勢很難估計，特別是我們對美國、歐洲一些國家的內部金融體系以及整個經濟狀況還不是太了解，信息不對稱，不知道還會發生什么情況，會對中國產生多大的影響，這是最大的不確定。

　　但無論外部確定或不確定，企業內部一定是把“市場”作為企業的生存之本，企業的產品要能夠贏得客戶的認同，要有充分的競爭優勢。外部是千變萬化的，內部卻一定要把自己的核心競爭優勢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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