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只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尤其在中國，有更多類似于大幅減稅、改善公共服務、減少尋租和資金成本、扶持草根經濟和中小企業等必要條件還遠遠沒有滿足。在千方百計引誘老百姓從兜里掏錢之前，請政府先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文 高昱

　　就像本期“浮世雙周”欄目中所繪制的那張中國地圖：中國各地展開了消費券“大會餐”，先是成都、杭州市政府“給市民送大禮”，然后是格力、蘇寧這樣的家電生產和零售企業“真情大回饋”，再然后是更多的政府和更多的企業。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常委劉漢元“給每人全年發4000元消費券”的提案也成為會場內外最熱點的話題之一。贊成者普遍認為：“通過發放消費券的方式，可以快速將消費愿望轉化為購買行為，加速消費信心恢復，立竿見影地擴大內需、拉動經濟。”

　　發消費券的做法，據說來源于經濟學家崔之元之前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米德“社會分紅”理論和美國阿拉斯加州相關實踐的引介，以及上海政協委員邢普去年一個《建議研究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提案》。但我認為社會分紅與發消費券的目標指向其實完全不同。前者更側重于對公民所有者權利和公平分配的一種制度設計，即政府從投入國有企業或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中獲得的利潤，作為“社會分紅”分給全體公民，以體現所有公民對公共資源的平等經濟人權，而發放消費券，則更為功利主義地直接指向刺激消費。作為一種特殊時期的臨時性“促銷手段”，我不反對地方政府或企業“讓利于民”，但促銷就是促銷，地方政府這樣做的目的，說白了就是為了增加財稅收入，這本身就是一種“類公司行為”，不能帶上“讓老百姓分享改革成果”的高帽。

　　政府不是企業，它固然有以“有形之手”宏觀調控提振經濟的職責和權力，但更肩負維護和優化社會風尚的重任。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文明中，勤儉節約都是一種美德：毛主席說過，“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而在奧巴馬的就職演說中，這位美國新總統也號召習慣于過度消費的美國人把錢用在刀刃上，通過節儉和創造來積累財富。當美國人勒緊褲腰帶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我們中國的官員、學者卻在制造“買房就是愛國”這樣既“反中國傳統”又“反國際潮流”的輿論，并紛紛祭出發消費券之類的促銷法寶，確實有過于赤裸的商家做派之嫌。

　　1987年那次著名的“一日股災”后，美國經濟出現一個高漲期，企業的工作時間普遍延長，雙職工中產階級家庭面臨爭分奪秒的景象，哈佛大學的女經濟學家朱麗葉·肖曾經出版過一本名叫《過度操勞的美國人》的暢銷書，她指出，美國人的休閑時間正在消失。“我們為什么要用這種方式消滅自己？”但到1998年，朱麗葉·肖又出版了一本小書《過度支出的美國人》，她發現“美國人正投身于一場愈演愈烈的源于競相仿效他人的揮金如土之中”。從“過度操勞”到“過度支出”，敏感的女經濟學家“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即“從享用了大資本家提供的信用透支那一天起，忙于購買和還債的人們就被捆綁在一臺加速運轉的‘資本主義永動機’上了”，美國人過度操勞的目的是為了還過度消費欠下的債。又一個十年過去了，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為了維持這種過度消費泡沫而變本加厲地擊鼓傳花所惹下的滔天大禍。

　　沒有多少人愿意當清教徒、苦行僧，但政府應該向我們傳達的信號是：節儉永遠不是一種罪過。這是人類幾千年積累的常識告訴我們的，現實的必要性同樣明顯——我們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個高度風險的時代，這種風險時刻直接威脅到人的生存狀況。當住房、醫療服務、養老這樣基本的和性命攸關的保障都高度的不確定，人生觀念與社會現實、消費心態與消費行為之間的斷裂就愈發顯得尖銳起來，更何況我們還在面臨地產商層出不窮的政治游說和市場花招，還要忍受股市榨汁機對剛剛積攢起來的個人財富毫不客氣的腰斬。消費只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尤其在中國，有更多類似于大幅減稅、改善公共服務、減少尋租和資金成本、扶持草根經濟和中小企業等必要條件還遠遠沒有滿足。在千方百計引誘老百姓從兜里掏錢之前，請政府先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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