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勁松

　　基礎設施投資在4萬億元投資中的占比由45%降至37.5%；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投資占比由8.75%降至5.25%；自主創新、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投資明顯增加，占比從4%提高到9.25%；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社會事業方面投資占比分別由7%、1%增加至10%、3.75%。

　　“根據國務院最近批準的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的要求，4萬億元投資項目的安排，在去年第四季度初步考慮的基礎上，已做了必要的調整。”兩會期間，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官方網站上出現了調整4萬億元投資方向的信息。

　　這次調整帶來了哪些變化？將產生何種效應？有關官員、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做出了詳細的解答。

　　投資結構調整是個動態平衡過程

　　“支出結調整構很有必要，有利于資源配置平衡。兩年多投資4萬億元，必須根據經濟的發展變化，適時進行動態調整。”國家發改委國民經濟綜合司吳澗生處長說。

　　在2008年11月2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張平介紹了4萬億元投資的初步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資2800億元；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大體是3700億元；鐵路、公路、機場、城鄉電網建設的投資18000億元；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投資400億元；生態環境方面的投資3500億元；自主創新、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投資1600億元；災后恢復重建的投資1萬億元。

　　公開資料顯示，新調整的4萬億元投資構成是：廉租住房、棚戶區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設，投資約4000億元；農村水電路氣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約3700億元；鐵路、公里、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電網改造，投資約15000億元；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投資約1500億元；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建設，投資約2100億元；自主創新、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投資約3700億元；災后恢復重建，投資約1萬億元。

　　經過調整，基礎設施投資在4萬億元投資中的占比由45%降至37.5%；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投資由8.75%降至5.25%；自主創新、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投資明顯增加，占比從4%提高到9.25%；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社會事業方面投資增加也非常明顯，分別由7%、1%增加至10%、3.75%；農村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與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投資額不變。

　　吳澗生認為，這些調整符合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總需求很大，但在現階段中央投資15000億元已經基本符合需要，不宜再超階段擴張。像保障性住房建設，目前投入4000億元是經過充分考慮的，更多投入些當然好，但其他許多民生和社會事業領域也需要增加投入，需要財政的更大支持。節能減排是長短相結合的調整，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明顯。優化結構是當務之急，相關投資安排大幅增加。

　　他說，這些調整突出體現了加快推進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和特點，會使資源配置更為合理，有利于平衡經濟發展中的各種關系，也有利于我們實現科學發展。

　　“政府主導4萬億元投資，并非簡單地要提升總量需求，也考慮到了結構調整。這次投資計劃調整更反映出政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視。這是非常明智的。”西南財經大學MBA中心主任易敏利教授說。

　　“我國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和西方的救市是完全不一樣的。”易敏利分析道，我國沒有金融危機，是因為世界經濟危機影響到我們出口，進而影響到我們的宏觀經濟經濟運行。政府提出4萬億元投資，不是救哪個金融機構，而是為避免宏觀經濟有大的起伏而采取的措施。“就國家財力而言，我們并沒有用到極致。但這個潛力如何發揮，要看宏觀經濟進一步的走勢，主要是實體經濟的運行。”易敏利說。

　　吳澗生也表示，從長遠看，雖然中央投資的重點和方向已經確定，但實施的節奏也會隨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比如在以后經濟回升時，或是考慮到經濟運行中的通貨膨脹壓力可能會加大等因素，就需要減小投資力度或放緩投資進度。

　　為什么我們的消費總需要拉動？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遭遇的就是消費不足的問題，需要拉動內需，如今仍是這樣。必須反思的是，為什么我們的消費總需要拉動，是否存在一種制度性的缺陷，總是促使我們回復到內需不足的狀況？”采訪中，易敏利如是設問。

　　2001年以來，我國投資率不斷上升，2007年達到了43%，超過了在我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38%的平均水平。消費率則從1997的59%下降到了2007年的48.8%。易敏利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有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原因，但是從總量結構來看，也反映出我國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配機制還存在著不合理的地方，同時也可能與我們經濟運行機制有一定關系。

　　1997年到2007年，中國勞動者的報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從53.4%下降到39.74%。而同期資本收入所占比重卻在持續上升，企業盈余占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到20.57%。

　　“這些數據表明，問題可能與我們有一種內增機制(自我強化機制)有關系，積累矛盾越來越大，最終用政府填補的缺口也就越來越大。而越是政府填補，下一步導致的缺口也可能就越大。”易敏利說。

　　他表示，在較長一段時間，我國經濟運行至少表現出有兩個特點，一是政府在主導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比較明顯的特征是，大投資都是通過設立大項目方式來調控，這在分配時不太可能輻射到很民間的層次，可能離政府更近的國有經濟更易獲得這些投資。二是金融資源也跟著重要項目走，跟著國有經濟走。

　　“這也是中小企業和農村獲得資金越來越困難的重要原因。社會資源總是用這樣一種方式來配置，這就使得政府和國企掌控的資源越來越多。這也許是導致我們長期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對于4萬億元投資能否拉動疲軟的內需，易敏利表示：“關鍵在于政府投入的方式要改變，要讓社會資源向民間傾斜，從而調整產業結構和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

　　用政府采購和政策刺激來放大乘數效應

　　易敏利認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政投資”是一種概念混淆。準確地說，應該是政府購買或者是政府支出，這和西方的投資概念是不一樣的。西方所謂投資，更多是指私人投資，即民間投資和企業投資。

　　“從拉動內需和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角度來說，需要注意的是，需求并不是靠財政支出來填補，財政主要起拉動作用。最終主要是拉動社會投資和民間投資一起來做，這樣才會產生乘數效應。”易敏利說。

　　因此，要明確的是，政府項目就是政府購買或者支出，這就確定了政府的錢在花的時候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大家對于4萬億怎么花比較關注，最明顯的擔心就是怕產生監管不嚴，然后導致寶貴的財政資金被浪費掉或者花得不經濟。易敏利建議，比較好的方式還是用政府采購的形式。這樣做，一是有利于在社會中形成私人投資和企業競相為政府提供產品的競爭態勢，有利于喚起社會需求；二是從操作層面上，更容易監管，更容易做到陽光化，比起做大項目更容易控制些。

　　吳澗生也提出，目前中央投資對民間資本的影響可能更多的是帶動和引導，但擴大內需最終還是需要民間資本更多進入，政府不能投入太多。因此，當前需要盡快研究出臺一些有利于民間資本投資的有效措施。同時，還要實行適度的結構性減稅或降息等措施進一步刺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加強政策間的協調配合，形成政策合力，促進我國經濟率先回升。

　　易敏利還建議，應該針對結構調整，把一部分財政資源向市場縱深處匹配和投入。比如，現階段可以針對農民工返鄉較為集中的中小城市及其城鎮加大投入，可以通過財政下撥，由基層政府組織采購招標，這樣調整效果可能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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