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將可能為中國在一個時代內成為發達國家提供難得的機會

　　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一個機遇，使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化發展的領導者，成為全球化過程中提供商品、服務和資金的中心，同時啟動中國新一輪的可能長達十年甚至更長的經濟繁榮期。這輪經濟增長將可能帶動中國在二十年內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并步入發達國家之列。

　　全球經濟市場中，中國始終處于分工鏈的底部。保持低成本和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模式給中國帶來了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澳大利亞、巴西和俄羅斯把自然資源出售給中國，以換取廉價的工業品。日本和德國則用昂貴的汽車和技術來換取中國的廉價工業品。而美國直接用美元來購買中國制造的商品和服務，同時通過向外國人發行由虛高的美國房價支撐的抵押債券等金融衍生品再把美元回籠。

　　世界經濟就好像一輛行駛中的摩托車，美國的消費和中國的儲蓄分別是兩個車輪，承載著世界其它的經濟體。世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取決于其它國家對美國用以支付其進口費用的華爾街債券工具的信心，同時也需要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三年前隨著國際油價的飆升，通脹逐漸出現。由其引發的流動性緊縮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在2006年完全破裂。一年后次貸市場轟然倒塌，隨后的一年中金融衍生品市場也爆發危機。這場金融危機使華爾街的可信度降到零點。

　　現在美國向世界，尤其是中國，提出一個經濟復蘇方案：你們來買我的國債，我把這些錢轉移到美國民眾手中由他們去消費，這樣你們的出口和經濟也許就能恢復了。該方案目的在于通過把經濟消費主體由美國家庭替換成美國政府來修復世界經濟運行的動力。

　　然而這并不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首先，該計劃也許能夠帶來若干年的經濟適度增長，但隨后必會發生一場由美國國債市場引發的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其次，如果不接受該計劃，中國可以開始吸引外資，作為其貿易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一部分。

　　中國之前吸引的外資主要用于提高生產能力，尤其是提高外貿商品的產量。而新的戰略則提倡外資在中國融資，這立足于外資預期其未來將從更為富裕的中國消費者身上賺取利潤。這樣，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就能轉換為消費導向型，而同時也不需要以降低經濟增長為代價。

　　目前，中國擁有有利條件來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化的中心：低負債、高儲蓄以及巨大的增長潛力。中國當前人均收入為3300美元，但隨著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這一數值很可能在20年內上升至10000美元。同時GDP能從當前的4.3萬億美元增長到13億美元(以當前美元計算)。如此大的增長將會給那些把寶押給中國的投資者帶來巨大收益。這也就是中國能夠成功轉變其經濟增長模式的原因。

　　要想推進這個轉變過程，需要中國政府為資金流動創造世界一流的環境，并同時大力推進城市化戰略以保證國內消費量的穩定。首先，中國需要確定人民幣匯率達到自由浮動的期限，最好為五年。這樣的變化就需要中國經濟從多個方面推進其現代化進程。由于資金是自由流動的，因此只有一流的金融環境才能吸引并留下資金。為了使新的金融體系得以推行，中國的法律體系也需要進行大刀闊斧的修改。而這也必然需要嚴格限制專斷的行政權力。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期限的設定就好比十年前中國加入WTO：時間限制的確定必將帶動一波改革熱潮。

　　其次，一旦中國成功地將外資吸引進來，它必須制定戰略將這些資金轉換為有效的經濟增長。否則這些資金就會催生泡沫，這將拖垮中國經濟。提高內需的基礎必然是城市化。要想在20年內成為一個發達國家，中國必須設法將其城市化率提高到75%。此外，中國必須長期堅持推進城市化進程，調整現有機制以使農民工能夠在城市里扎根。

　　中國的城市化戰略應著眼于建設30座大城市，每個城市人口須在2000萬以上。這些大城市應擁有發行債券以為其城市發展融資的權力。它們的城市規模使其在基礎設施建設、環保和創造就業機會方面實現規模效應，然后再用稅收來償付債券。當這些城市的資金充裕時，其融資就較為容易，從而可以加快城市化進程。而當其資金緊缺時，就會面臨高企的融資成本，導致城市化速度的減慢。基本上來講，中國應該把城市化進程轉化為吸引國際資本的“海綿”。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大城市里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途徑。

　　(作者為獨立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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