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

　　經過30年實踐，中國宏觀調控體系和機制已到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并進一步改革之時。而宏觀調控體系涉及很多領域，最重要的當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就財政政策來說，改革開放30年，財政狀況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上世紀20多年內，政府財政政策調控重點是努力“提高兩個比重”（在全部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所占比重；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中央政府所占比重），從而增強政府財力和調控能力，滿足全社會對公共消費和公共投資的需求。進入新世紀，兩個比重不斷上升，而兩個比重上升過快則可能是新問題。按預算內窄口徑計算，我國政府收入已達GDP的21%。

　　政府收入過快增長已產生某些副作用，突出問題是已成為提高國內消費的先決性阻礙因素。眾所周知，消費主體是居民，要增加居民消費，首先必須增加居民收入。要貫徹落實擴大內需、增加國內消費，必要前提之一就是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很多途徑，根本途徑是減稅讓利。在這個意義上，下一步在總體上降低稅負，恐怕是宏觀調控的一項長期重要任務。

　　最近財政部門實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對這些措施有一個概括，叫做實行“結構性減負”。解讀這一政策組合有兩個要點：第一是降低總體稅負，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是對稅收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這針對的是我國稅收結構仍存在重大不合理的現狀。這兩個側面組合在一起，是要在減少宏觀稅負的總要求下，對現行稅制結構的稅種和稅率進行方向不同的調整，從而既實現改變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占比過低的目標，又滿足我國稅制結構優化的要求。

　　與財政政策等量齊觀的又一套調控政策體系是貨幣金融政策。

　　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措施之多、強度之大創出歷史紀錄，但貨幣政策效力和效率卻在逐漸下降，貨幣政策在治理通縮和通脹方面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冷靜地分析顯示，此次物價上漲局面的克服，與其說是貨幣政策產生效果，毋寧歸因于刺激農產品生產的政策措施和國際輸入型物價上漲因素突然消失。

　　如果將貨幣政策調控效率降低的原因歸結為央行調控不力，那是有欠公平的。對于僅有14年歷史的中國貨幣政策而言，無論從組織體系、政策目標、調控工具、操作藝術來看，還是就調控理念、從業人員素質而論，中國貨幣政策體系已可躋身世界前列。因此，貨幣政策調控效力遞減，在于貨幣政策實施各方面條件發生變化。

　　因此，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根本途徑，仍然在于與時俱進，改革貨幣政策范式。

　　貨幣政策長期以調控貨幣供應為主要任務，這種操作范式可能有問題。近年來，如果說貨幣政策有用，那也主要體現在對信貸的控制上。中國傳統上是管制信貸的，改革開放30年中貨幣政策體系的一項很重要改革，是央行從控制信貸轉變為控制貨幣供應。新范式的重點是否認調控貨幣供應的有效性，肯定調控信貸的有效性。貨幣政策范式調整是一種世界性的調整，我們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央行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經驗或許可以作出世界性貢獻來。（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本文根據作者講話整理，并經其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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