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總結80年前美國那場大蕭條時，把重要原因之一歸于產品結構與消費需求結構不匹配。如今的日本社會也正面臨公司組織結構與社會勞動力結構、公司產品與市場需求不相匹配的痼疾。

　　2009年初，繼豐田汽車之后，索尼、日立、松下、東芝、富士通、NEC等大公司紛紛爆出虧損，而且基本都是全業務虧損。在找到全球市場萎縮和日元升值的雙重原因的同時，日本人也發現，多年來不斷調整的經濟發展模式又面臨著一次重大變革。這次百年一遇的危機會孕育日本經濟未來的成功嗎？

　　□ 主筆 吳金勇

　　記者 陳  楠

　　危機中的價值沖突

　　這個冬天，經濟數據讓日本國民備感寒冷。《日本經濟新聞》的消息稱，縱橫世界幾十年的日本九大電器巨頭索尼、日立、松下、東芝、富士通、NEC、夏普、三菱電機和三洋電機，在2008財年(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合計營業利潤將下降56%。

　　這些過去20年依靠海外投資設廠并主導全球生產鏈的跨國巨頭尚且如此艱難，相對弱勢的中小型制造企業的情況就更可想而知。

　　相對于動輒“減員增效”的美國公司和中國企業來說，裁員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十分艱難的詞語。但是當1990年代經濟蕭條時期一直堅守“終身雇傭制”的佳能都開始裁員，一些日本人已經悲觀地認為這將是一場比亞洲金融危機更大的社會悲劇。

　　“眼下的經濟危機在考量著日本企業和國民面對生存壓力和生命尊嚴哪個更重要的問題。”JVC建伍控股株式會社法務知識產權戰略部布仁賀喜格對《商務周刊》說。經濟危機讓本已連年虧損的JVC公司雪上加霜。2008年10月1日，JVC與建伍公司合并，JVC在錄像機時代曾是叱咤一時的日系電器廠商，而建伍的汽車音響業務更享有盛名，新公司原本打算通過業務整合來實現年底扭虧，3年內達到利潤翻兩番的目標，即到2011年3月年銷售額達到8300億日元，利潤390億日元。然而1月30日，JVC建伍控股株式會社稱，2008年第四季度虧損34億日元，JVC建伍控股株式會社董事長兼CEO河原春郎宣布將進一步作出人事調整和改革，其日本總部的裁員比例在10%左右。

　　1月11日，日本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企業豐田汽車公司也做出了一項艱難的決定：2009年在日本國內生產的汽車將使用韓國POSCO(原浦項鋼鐵公司)的鋼材。此前豐田在主要向新興市場出口的泰國工廠使用了POSCO鋼材，但韓國鋼材進入本土工廠還屬首次。“作為日本最大汽車廠商的豐田公司，一直堅持對本國生產的車款使用國產鋼材，這不僅是日本汽車行業，而且是日本鋼鐵業界的自尊心。”韓國鋼鐵協會一位負責人這樣評價到。

　　韓國人的話中有話，揭示了日本企業在危機中可能進一步放棄“日本化標準和價值”，而采用所謂的“市場化標準和價值”的事實。這在10年前同樣是不可想象的。1998年經濟危機時，美國信用評級公司穆迪將豐田汽車的信用等級由最高的“AAA”下調到“AA1”。兩個重要理由豐田堅持“終身雇傭制”和本土采購。顯然按照西方人的市場經濟普世價值觀點看，如果市場陷入低谷，通過減員、全球采購等來降低成本、保證利潤，是最正常不過的想法，但豐田拒絕這么做。“如果遵循國際標準，豐田則無法在國際競爭中獲勝。”時任豐田董事長奧田碩甚至還說過，“掠奪職工飯碗的經營者應剖腹自殺。”

　　然而2000年后，西方化的經濟制度和管理模式不僅來了，而且在日本很盛行，特別是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日本集體轉向美國管理模式。強市場，弱政府，以往銀行和企業相互持股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日本企業更多地使用商業票據、公司債和資本市場等來融資，同時企業的人事制度也進一步市場化。本次危機中，大量日本企業裁減的臨時雇傭工即派遣業者，就是這一時期的制度“遺禍”。

　　派遣制度源自日本國會1986年通過的《勞動派遣法》，即企業可透過民營的派遣業者介紹短期契約工人，以時薪或月薪計酬。這一制度興盛于小泉時期，2004年，日本制造企業在1年期限內可雇傭臨時工人，2007年該期限被延長至3年。

　　野村證券提供的數據顯示：2008年第三季度，日本國內臨時雇傭工多達2187.5萬人，約占日本全部勞動力的1/3左右。如此大量臨時工群體的長期低工資，固然減少了企業成本，但很多日本學者和政界人士指責派遣制度不僅破壞了傳統的雇傭關系，影響了日本國內需求，還造成社會不穩。

　　2009年1月20日，日本政府發表的《月度經濟報告》中宣布，目前日本經濟“正在迅速惡化”。這是自1975年日本政府開始評價經濟狀況以來首次出現“迅速惡化”的提法。這就是說，自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后的1974年第一季度創下13.1%的負增長后，日本經濟很有可能再次出現兩位數的負增長。

　　隨著源自華爾街的危機進一步蔓延，力量的天平也發生了變化。日本第一大在野黨民主黨正在積極研究禁止制造業企業臨時雇傭制度的方案，而社會民主黨、國民新黨、共產黨等反對黨也已表明了禁止臨時雇傭制度的立場。越來越多的日本政治力量和民眾認為，日本不應只執著于西方的所謂“全球標準”，而應回歸到重視就業穩定和員工價值的“日本標準”。

　　重新認識本土市場

　　如果進一步解讀本次經濟危機，人們會發現日本的住房市場、金融市場和信貸市場基本正常，嚴重受損的是制造業。野村證券向《商務周刊》提供的一份報告顯示：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工業生產季度環比將遭遇兩位數的下降。

　　本次日本制造業遭受重創的罪魁，是對外依賴度較高的日本經濟結構。由于全球性經濟惡化，主要面向歐美市場的汽車和電子零部件等主要產品出口全面滑坡。2008年12月日本的貿易收支數據顯示，面向美國的出口大幅減少36.9%，面向歐盟的出口銳減41.8%，均創下歷史最大降幅。2008年日本全年貿易盈余額也創下1982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去年第四季度，日元強勢走強，日元對美元和歐元分別升值17%和18%，市場萎縮和貨幣升值的雙重困難使得日本的出口減少13.9%。在2008年第四季度的負3.3%季度GDP增長率中，外需貢獻率達負3%，說明出口萎靡不振是造成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1月22日，日本財務省公布的貿易統計速報(以通關為準)顯示，2008年全年日本貿易盈余比上年銳減80%，縮減至2.158萬億日元。

　　從貨幣上來講，日本當局并沒有放任日元走強，但又顯得無計可施，因為日元本身利率已經很低。危機顯現之初，即2008年10月30日晚，首相麻生太郎公布了總額達26.9萬億日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次日，日本央行將利率從0.50%下調至0.30%。這是日本自2001年3月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施零利率以來，時隔91個月的首次降息。在這有限的幅度內降低利息，其作用顯然也是有限的。

　　“而匯率方面，從經驗來看，過去有過比現在還高的匯率時期，但匯率高低并不是政府干預的理由，而應當由市場決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副所長箱崎大(hakozakidai)向《商務周刊》解釋，同時他也提醒到，日本企業的困難并不完全因國際市場萎縮和日元走強，還有一個因素是大多數日本企業對于國內市場的無奈。由于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的下降，日本現在的內需消費數字很高，但是增長率很低。

　　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向本刊介紹，近30年中，日本的大型企業對外投資和開拓海外市場是主旋律。這一進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年代，日元升值，日本政府鼓勵企業積極把工廠向海外轉移；第二階段是“失去十年”中，日本企業將其經營的主要發展區域集中到了中國及東南亞附近；最近一次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以中國為核心的生產網絡和產業鏈條發展迅速，也推動日本經濟經歷了一個高增長階段。到2007年時，日元與美元的相對匯率仍較低，因此日本企業以海外生產鏈和銷售鏈運轉正常，出口量大增，特別是制造業企業的收益顯著提升。

　　“現在以往的優勢變成了劣勢，日元開始升值使得出口受到限制，同時日本企業海外生產基地的產品收益換算成日元的話也是減少了。”箱崎大說。

　　近期的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在評價這一時期的日本企業戰略時認為：“本次危機是日本制造業近年一直實行的‘廣撒網’式投資和產品重疊發展戰略的失敗。”

　　以松下公司為例，該公司除了手機和液晶電視等高科技IT產品外，還生產真空吸塵器、電飯煲、電動理發工具、寵物用剪毛器、釣魚用品、球桿、電動自行車、汽車導航儀和門鈴電話機等數百種產品。先鋒公司(pioneer)則直到最近還在生產1980年代流行的鐳射影碟播放器，其子公司通常超過500家，所涉足行業從唱片、游戲等娛樂業到旅游、餐飲、物流等種類繁多。

　　“日本電子企業不同于三星電子和LG電子對尖端領域進行集中投資，由于項目群過于分散，缺少有選擇和集中的戰略。”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常務所長金在潤這樣分析到，“日本電子企業生產的產品種類過多，而且大都重復。因此，由于個別項目的規模過小，在海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下降。”

　　在韓國競爭對手的眼中，日本企業的這一戰略導致其自身創新能力一直在下降。“除了照相機、攝像機等光學領域，日本電子企業幾乎沒有世界一等產品。盡管他們率先開發出液晶電視和網絡電視等尖端產品，但在市場競爭中往往落后于其他國企業。”LG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志平說，“這幾年，日本電器企業本打算在趁日元走軟的機會追趕韓國，但這次經濟危機將使差距進一步拉開。”

　　日本的大公司及大公司的衛星公司忙于海外的投資，又影響了本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大公司掌握著整個產業鏈條，自然希望選擇成本低、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場。在這過程中，技術和價值大量外溢使得投資國相關制造企業迅速崛起，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完善的基礎設施和低運輸成本，使得中國的小企業具有比日本小公司更大的競爭優勢。

　　更為重要的是，日本企業在開發海外市場的同時，忽略了對日本本土市場的研究和關注。由于人口老齡化和挑剔的眼光，日本公司為國際市場生產的產品在國內銷路并不好。以往日本家電行業之所以在全球都很有競爭力，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其產品通常經歷了國內消費者高標準要求的磨礪。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副所長箱崎大說：“本輪經濟危機中，日本企業應該更認真地研究一下公司本身的組織和對于本國市場需求的研究。”

　　在他看來，一方面，企業的組織結構需要調整。從前日本企業大都采用論資排輩晉升模式，各個工作崗位都是按照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現在，底層青年的人數在減少，而中間層在增加。年輕員工的稀缺問題是通過裁員解決不了的。

　　另一方面，如果日本企業強調國內市場銷售，那么目標群體將更多地變成老年人，這樣就要在產品生產和營銷模式上作調整。

　　“回想起1929年美國大蕭條的原因，我們會發現其中有一條就是當時美國的產品結構與消費需求結構不匹配導致的。”布仁賀喜格認為，“如今的日本公司組織結構與社會勞動力結構不相匹配，公司產品與市場需求不相匹配的問題也到了亟待解決的時刻。”

　　危機中孕育希望

　　2009年，日本企業的裁員風潮將會進一步加劇。目前人們看到的還是大量非正式員工因為減產遭遇失業——野村證券預計2009年第三季度非正式員工人數同比將再減少90.3萬人，該機構還預計，下半年針對正式職工的裁員大幅增加將不可避免，并且即使在經濟出現好轉的跡象后，這種裁員的趨勢也將繼續。

　　具體到一家日本公司是如何裁員的呢？JVC建伍控股株式會社法務知識產權戰略部布仁賀喜格向《商務周刊》透露：“從JVC的裁員來看，現階段主要是非正式員工和55歲以上正式員工的勸退(提前離職)。”

　　據了解，為了重塑企業和成本結構，將用工人數調整到一個適當的水平，JVC建伍株式會社向350名正式員工提出了伴有優先待遇的提前退休計劃，此外，還將有一個130人的減員計劃，即總共將裁員480人。另外，還有200人將從人力資源崗位調撥到業務部門。

　　老員工和非正式員工的大量離開，以及未來可能更加惡化的就業環境，對于此前強調西方市場經濟模式主導的日本政府來說是一個考驗。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的口風也在變化，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他提到：“交給市場未必一切都好。”日本政府曾經決定，自小泉政府時期到2012年為止，絕不執行赤字政府開支的方針。然而麻生太郎最近強調，要擺脫經濟萎縮不能不動用政府開支，顯然，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等政策都需要巨額的財政支持，因此已經放棄了一直堅持的上述方針。

　　2月3日，日本央行召開政策委員會會議，宣布恢復曾于2002年起執行過約兩年的收購銀行所持有股份的行動。這項行動計劃從今年2月至2010年4月底，日本央行出資收購規模為1萬億日元(約合764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股權。日本央行此舉旨在緩解年度末股價下跌帶來的風險。而在2月19日央行金融政策會議上，日本央行再次決定買入最多1萬億日元的企業債，以幫助企業周轉資金。

　　在政府更多強調責任的同時，日本的企業也在進行海外戰略的調整和產業結構的重組。2月19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公布的企業調查結果顯示，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擴大到日本企業的海外戰略。此次調查于去年11月至12月進行，928家被調查日本企業中有23%回答，盡管受到金融危機影響，“仍將擴大現有海外業務”，22.8%的企業回答“將拓展新業務”，但有14.9%的企業回答“取消或延期國外新業務”，9.1%選擇“縮小現有海外業務規模”、10.4%選擇“削減國外部門人員”。縮小國外業務的動向在建筑、汽車、零售行業尤為顯著。

　　JVC建伍的海外業務也做了相應的調整。2008年6月，該公司轉賣了JVC英國分公司在蘇格蘭EastKilbride設立的工廠，該公司過去制造的CRT電視、液晶電視和其他相關產品主要銷往英國和其他歐洲市場。同時為了提高利潤率，JVC建伍關閉位于日本和蘇格蘭的電視機工廠，將制造部分轉移到別的領域，到2009年3月，JVC液晶電視的月出貨量將從去年的30萬臺下降到3.5萬臺。未來JVC建伍將產品重點放在可攜式攝像機、D-ILA投影技術和Pro-system上。公司計劃將八王子工廠生產的Pro-system合并到橫須賀的工廠里，這樣JVC就把其日本國內的生產集中到了一處。此外，公司還將通過其服務子公司轉移和集中倉儲到橫須賀。未來母公司將為集團全球生產系統完成生產技術和主要裝置制造領域的創新改革，并為實現“高策略產品”招攬精英人才。

　　盡管困難重重，執拗的日本人還是希望能從危機中找到未來的轉機。1月5日，JVC建伍控股株式會社董事長兼CEO河原春郎在新年賀詞中最后說了一句含義頗深的話：“這次百年一遇的危機將徹底轉變日本當前的經濟系統，我們未來的成功就蘊藏在這次危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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