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央行3月12日公布了2月份的金融數據。2月份M2同比增長20.48%(1月份增速是18.8%)。而2月份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利率僅為0.87%。

　　從M2增速以及銀行體系內的利率水平看出中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是異常泛濫的。一般而言，銀行體系利率的下限被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給“封住”(如果低于此利率水平，銀行資金的拆出者寧可將資金上存到央行獲取超額準備金利率)、上限被央行再貸款利率所“限制”。近年來無論是超額準備金利率和再貸款利率都往下移，這說明中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整體趨勢是“一直過剩”的。現在超額準備金利率是0.72%和銀行間月平均拆借利率0.87%已非常接近了。

　　2月貸款增加1.07萬億元(1月份是1.62萬億)，盡管票據融資接近四成，即使如此信貸規模依然非常可觀，以至于央行高官表態要在合適的時候進行“微調”。美國很多凱恩斯主義者非常羨慕中國的信貸狀態，他們認為中國通過行政命令和財政“撬動”信貸的做法是非常有效的，這將快速擺脫經濟衰退導致的信貸萎縮和需求下降，他們之所以提議美國政府對銀行體系進行“國有化”，除了注資銀行使其擺脫資產循環下跌的怪圈，同時也有效仿中國體制的含義：即政府官員取代銀行家來加快銀行放貸節奏和過程，即使這會導致以后銀行體系的壞賬率上升，他們也認為這是值得的，因為這其實是經濟走出衰退的代價之一。

　　不過，美國很多掌權者例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盡管是“貨幣主義類型”的，但還不是“凱恩斯”型。伯南克堅持官員不應該對財政部注資的銀行信貸政策“指手畫腳”，他認為應該讓銀行家來掌握經濟周期的風險，而政府機構更多的是進行新的監管模式和信貸流向監督等框架設計。例如伯南克認為，不僅美聯儲要擴權，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也要擴權，現在FDIC有權關閉和出售加入存款保險體制內的銀行，但往往這些銀行的問題不是其自身導致的，而是該銀行的大股東或者母公司導致的，而它們并沒有加入FDIC。或者美國國會同意新建一個超級監管機構，或者就允許原有的監管機構擴權。

　　盡管危機沖擊的態勢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有一些理念是應當共享的。比如在經濟衰退時期的刺激政策是需要“監管”的，中國的4萬億以及撬動的“信貸潮”當然對拯救經濟是有幫助的，同時它們也是需要相關部門進行評估和風險監管的。美聯儲救市過程中最大的弊端就是給予機構制造新的道德風險的機會。伯南克最近憤怒地說，“18個月來最讓我氣憤的是AIG利用納稅人救市進行新的投機，制造了新的道德風險”。事實上，AIG在去年接受美聯儲的援助后進行了新的CDS豪賭，其交易者是對沖基金。AIG是保險商，保險的原則是對沒有相關性的不同區域進行“打包”，確定整體風險概率(比如不同區域火災發生的概率是彼此獨立的)，而CDS是高度相關的，某些CDS市場的崩潰必然導致其他CDS的崩潰。而對沖基金則想，AIG的最終埋單者是美國納稅人，他們則可以跟AIG一起來“玩一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也要思考4萬億撬動銀行信貸的經濟刺激方案是否也會帶來“道德風險”問題？相關利益者是否可以在其中找到“尋租機會”？是否用銀行壞賬增加的方式來消化過剩庫存？慶幸的是，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最近4萬億計劃出現了“不加碼、調結構、轉民生”等策略上的變化，同時政府要求銀監會、央行、發改委、財政部、審計局等部門在防止經濟刺激計劃的“變形和變異”上下功夫。畢竟拯救經濟的意義在于“拯救的效率”而不是“拯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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