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建軍(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研究院)

　　日本經濟史學家濱下武志曾經制作過一張“朝貢時期的東西方貿易路線圖”。早在幾百年前，亞洲區域內部的貿易和經濟交往一直就很頻繁。當時的東亞國家為了獲得類似胡椒和香料這樣“本國所不能生產的物資”，就與東南亞國家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和經濟交往關系。

　　根據有關的記載，在1820年前后，東亞經濟的規模曾經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40%。之后東亞進入一個較長時期的衰落，20世紀中期后，東亞開始逐漸復興。到2005年，東亞經濟規模重新占到了全球經濟總量的40%。伴隨著東亞經濟整體規模的擴大，東亞區域內部的經濟交往和貿易活動也日漸增加。據統計，現在超過50%的東亞貿易發生在東亞區域內部，區域內的貿易和經濟活動在東亞的貿易體系和經濟交往中占據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和份額。不同的是，幾百年前“胡椒和香料”的商品貿易主要是為了獲得“本國所不能生產的物資”而進行的商品交換，當下的貿易和經濟活動已經遠遠超越這一互通有無的單純目標。伴隨著這種重要性和影響力的增加，一個有關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呼聲也愈演愈烈。

　　自由貿易史的真相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大興其道的今天，削減關稅為目標的自由貿易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共識。雖然關于自由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復雜關系，職業經濟學家已經做了大量的定量及定性研究，然而這仍舊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贊成自由貿易和反對自由貿易的人各自固執己見。這些爭議也顯示：僅僅從經濟計量的角度，尋求一種關于經濟增長和自由貿易的絕對關系并非易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Fair Trade For All》一書中也指出，貿易自由化的收益取決于一系列因素；由于測量和其他經濟計量問題，分別考察影響貿易自由化及其收益的一些因素是非常困難的。這正如次優定理告訴我們的：“在不能全部滿足假設條件的情況下，滿足較多的條件的事例并不必然也不可能優越于滿足較少條件的事例。”

　　關于自由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復雜關系，除去上述經濟理論上的困難，自由貿易也不是當今那些發達國家真實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看，在今天那些發達經濟體的工業化早期，關稅(盡管工業制成品和原材料的關稅率有所區別)作為一種保護幼稚工業的工具，曾被積極的使用過。根據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的研究，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強國，如1820年的英國(平均關稅率45%-55%)、1820-1875年的丹麥(平均關稅率25%-35%)、1820-1931年的美國(平均關稅率35%-50%)、1875-1931年的西班牙(平均關稅率41%-63%)、1913年的日本(平均關稅率30%)、1913年的俄羅斯(平均關稅率84%)、1913-1950年的法國(平均關稅率18%-30%)、1925-1950年的意大利(平均關稅率22%-46%)、1925-1950年代的德國(平均關稅率20%-26%)，還是后來者居上的新興經濟體，如1965-1980年的韓國(平均關稅率21%-40%)和1955-1980年中國臺灣省(平均關稅率31%-47%)，都將關稅作為一種重要的保護幼稚工業的工具。即使這些發達國家或地區成功實現了趕超目標，大量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仍然被廣泛使用。甚至在不斷要求發展中國家削減關稅的今天，發達國家仍然保持著四倍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關稅。由上可見，自由貿易的神話就如出自發達國家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按我們說的去做，不要按我們做的去做。”(圖表一)

　　誠然，關稅的使用或者保護不等于經濟的成功，但是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確實被這些早期的發達經濟體積極的使用過。關稅的使用或者保護，作為一種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政策，不應該受到威脅。經濟學家Amsden說只有關稅的自主權恢復以后，一個國家的產業化才真正開始。關稅自主權，只是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政策之一。強調關稅的重要并不是要簡單的否定貿易或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是要進一步強調后發國家在向發達國家轉變時，國家政策自主性的極端重要性。成功的國家總是能夠及時地、熟練地調整他們的相關政策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

　　韓國的經驗：

　　自由貿易還是產業升級？

　　世界銀行曾經在1993年出過一份名為《東亞奇跡》的研究報告，對東亞經濟的表現大為稱贊。但是，關于東亞奇跡的解釋五花八門。很多經濟學家將東亞經濟的成功歸結為包括自由貿易在內的自由市場經濟。然而，東亞奇跡的歷史并非如此簡單。就自由貿易而言，如前文所述，在這些東亞經濟體工業化的早期，無論是1913年的日本、還是1965-1980年的韓國和1955-1980年的中國臺灣，自由貿易都是真實的謊言。

　　以韓國為例，關于李嘉圖那個靜態的“比較優勢論”，猛烈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不失幽默地指出：如果韓國戰后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去做，應該生產水稻。但是韓國相信，遵照比較優勢理論，即使韓國成功提高了稻農的產量，韓國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也指出，如果韓國推行自由貿易而不保護幼稚產業，韓國可能仍舊在像1960年代那樣主要出口原材料或者低技術、低價位的產品，不可能成為一個貿易大國。事實也的確如此。1960-1980年代的韓國被張夏準自稱為世界上“保護主義最強的國家之一”，為了扶持新興工業，政府有選擇地指導私人部門，通過關稅保護、補貼和其他形式的產業政策扶持新興工業。此外，韓國政府也對銀行、外匯市場和外國投資進行嚴格控制。正是基于諸如關稅保護、補貼和外國投資管制等政策，大量類似韓國三星這樣靠農產品貿易起家的貿易商才能作為一個“幼稚產業”生存下來；也正是基于一系列產業政策，使得韓國的幼稚工業有可能不斷學習吸收新技能而逐步改變自己的比較優勢，形成自己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

　　類似韓國，無論是“先發”的日本，還是“后發”的中國臺灣，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政策和產業政策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動態的使得比較優勢不斷發生變化的產業升級，而不是靜態的以比較優勢為核心的自由貿易，后發國家才有可能成功實現趕超。

　　巨大的差距：東亞貿易自由化的難題

　　近來，無論是“東亞奇跡”還是“東亞復興”的呼聲都非常響亮。喬萬尼·阿里吉、濱下武志等學者就認為“從一個完整的地域和時間概念來說，1960年代以來東亞的持續發展，預示著世界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又一次經濟中心轉移”。這樣的口號令人鼓舞和振奮，但更應當清晰地看到，正在發生奇跡或者復興的東亞區域內部也存在著若干留待解決的困難和問題，諸如發展模式的巨大分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

　　東亞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均衡表現在不同的發展模式：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還是勞動密集型。不用說在東亞經濟和技術都遙遙領先的日本，比起韓國，中國的技術水平都有不小的差距(圖表二)。三星中國經濟研究院院長樸正虎以造船為例說，“韓國優勢在LNG等高附加值船舶，而中國則生產低附加值船舶”。根據一些學者研究，目前中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30%左右。而在日本，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955-1960年間就達到了20%，1975-1980年則提高到了65%。根據IMF的一個研究報告，除了金融和貿易的全球化，技術差距正使得世界范圍內的收入差距擴大(圖表二)。

　　此外，除了技術差距，東亞各經濟體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也不應忽視。

　　奧爾森在論述經濟增長與社會動蕩的《作為不穩定力量之快速增長》一文中曾經指出：經濟快速增長意味著生產方式的深刻變化，也意味著不同產業和地理區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長，還意味著不同類型勞動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所有這些，又勢必引起收入分配上的廣泛而巨大的調整。而所有的贏家和輸家，在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中，都能成為一種導致革命和不穩定的重要力量。在通往東亞貿易自由化的道路上，國家之間發展模式和發展水平的差異應該得到充分考慮，否則，不管是國際貿易的贏家還是輸家，都能變成一種國際貿易和政治經濟秩序的不穩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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