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舸

　　城市管理者不能讓“面子工程”凌駕于民生需求、弱勢群體飯碗之上。小商小販依靠辛勤勞動換取一簞食，當此時更需政府民眾共克難關，政府應當通過善意支持讓小商小販靈活就業，通過自治尋求社會秩序與其利益訴求合拍，避免將其排斥于城市發展圈子之外

　　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蔡昉日前說，金融危機對就業的傷害要大于對GDP的傷害；特別是9000萬靈活就業的農民工，很難在現行的就業統計體系中得到反映，他們的失業嚴重程度容易被低估。(《廣州日報》3月9日)

　　蔡昉在解釋“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被低估”時指出：這次危機沖擊的主要對象，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非正規就業群體。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當中，靈活就業的三分之二，約9000萬人。然而，由于這部分人很難在現行的就業統計體系中得到反映，不僅他們失去就業崗位的嚴重程度容易被低估，他們被社會保險和就業扶助措施覆蓋的程度也很低。

　　我所理解的靈活就業，包括工地起早貪黑、行走于鋼絲上的建筑民工、在路邊擺放小攤、賣些自家產品或批發蔬果的商販、自主創業從一個零售部開始憧憬人生的小店主……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多元經濟形態的鮮活表征、是主動為國家分憂解難的普通民眾，更是中國農民城市化進程中不可替代的組成群體。

　　但是，往往是這些相對特殊的就業群體，其就業保障比在工廠流水線按部就班的農民工更令人堪憂——— 建筑工往往是隨著建筑工期結束就四處散去的“就業候鳥”，其社會保險等繳納因為工期多變、承包方人為省略而幾等于無；小商小販不但缺乏自我繳納社會保險的認知意識，更焦慮于合法主體身份的不確定性，整天被城市管理部門追逐乃至收繳生存工具；自主創業者原始資本少、社會資源缺乏、又要承擔一定的稅費，而這些人都是經濟形勢變化中最容易受傷的一群：房地產業萎縮帶來的開工量劇減、城市管理趨緊引發的商販生存空間緊張以及營業額減少，這都急需政府將此長期游離于公共視野之外的邊緣化群體納入應急及長期管理體系中。

　　某些地方政府因為“保增長”的考慮，已經出臺了暫緩繳納社保以及降低最低工資標準的臨時舉措，但請注意，請不要將“保證達到生存底線的飯碗”偷換成“突破底線的飯碗”概念，更不能長期犧牲農民工社保權益來換取一時經濟增長。相反，對于那些嚴重違反國家法律、無視民工權益而拒交社保的無良企業，應當依法予以嚴懲，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包括建筑工在內的農民工切身利益。

　　城市管理者不能讓“面子工程”凌駕于民生需求、弱勢群體飯碗之上。小商小販依靠辛勤勞動換取一簞食，是值得尊敬的自力更生群體，當此時更需政府民眾共克難關，政府應當通過善意支持讓小商小販靈活就業，通過自治尋求社會秩序與其利益訴求合拍，避免將其排斥于城市發展圈子之外。

　　經濟危機對中小企業肌體傷害最為深重。政府應出臺對包括進城創業農民在內的個體工商戶、小企業以更多政策扶持、稅費減免、財政投入、技能培訓等，強其筋骨，讓數以百萬計的自主創業者不僅能順利闖過難關，而且還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或對當下暫時失業農民工的就業需求能雪中送炭�！氨缓鲆暤木蜆I保障”與“被低估的失業統計”兩廂比較，前者對農民工的就業危害更甚后者，需要政府以更加科學理性的長期考量，形成對這一龐大群體的制度設計與改進，最終建立社會安全保障與就業增長的“蓄水池”，讓經濟發展與民生權益共同獲益。

    相關專題：

    2009兩會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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