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進入世界經濟衰退周期的中國應該借鑒更多歷史教訓

　　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中國的2008年與美國的1929年有很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為了讓中國的商界領袖們明白中國接下來可能面臨怎樣的風險，對一個問題的探究則變得極富價值—為什么美國的大蕭條會如此嚴重？經濟學家們一致認為有三個因素造成了美國經濟的難題：

　　首先，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美國創造了極大的工業產能過剩。憑借著美國對其它國家提供的大量國外貸款，這些過剩的產能還是能夠成功出口。然而1929的市場崩潰引發了美國消費的銳減，同時斷絕了很多貿易赤字國家對美國貸款的依賴。隨著國際貿易的崩潰—尤其是在美國試圖通過設立進口關稅強制性調整國際貿易格局之后—美國的國內需求已經遠不能消化美國工廠的全部產出了。然而美國又不得不在國內自行消化其過剩的工業產能。

　　其次，國內的需求原本可以通過提高國內政府需求來實現。盡管當年的美國在財政上非常有實力，但當時的美國政府并沒有充分利用這個優勢，也幾乎沒有擴大政府財政支出。這就決定了產能過剩只能通過關閉工廠、不斷裁員來解決問題。

　　最后，讓整個情況更加糟糕的是，20世紀20年代美國巨額的儲備積累所引發的貨幣擴張引發了過度投資和高風險貸款。當銀行為了應對危機而削減信貸額度時，美聯儲并沒能采取措施及時應對貨幣供應的瞬間崩潰，隨之而來的貨幣緊縮將一場嚴重的經濟放緩直接變成了一場災難。

　　與1929的美國相比，現在的中國在一些指標上要好于美國，但并不是全部。

　　首先，也是最明顯的就是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的規模和范圍。中國的貿易順差規模—這是產能過剩最直白的指標—已經與1929的美國旗鼓相當了，這個數字大致占全球GDP的0.5%。但是現在，中國的經濟規模還不及美國1929年時的1/5，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將更為困難，尤其是一旦世界陷入貿易摩擦，國際貿易整體收縮，問題將更加嚴重。出于這個原因，中國必須站在貿易自由化的最前沿，避免美國1930年犯下的試圖提高出口競爭力、減少國內對進口產品的需求的錯誤。因為這只能招致貿易摩擦，從而將對中國企業造成災難性的沖擊。

　　第二，中國的財政力量確實非常強大，但更重要的是，與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不同，現在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了快速的強制性的財政擴張對創造新的需求是至關重要的。不過需要進一步搞清楚的是，財政刺激要擴張到何種程度才是合適的，而這些措施是否可以足夠快地取代日漸萎縮的美國和歐洲進口。

　　第三點也許是最重要的。像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一樣，中國央行的儲備經歷了巨大的增長，不可避免的連帶效應是利率下降和貨幣供應增長過快。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金融系統通常需要承擔過多的信貸風險。

　　中國人民銀行將如何應付那些預示著嚴重貨幣緊縮的跡象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一方面美國央行在20世紀30年代所犯下的錯誤已經被世人廣泛討論過，因此對于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理解風險不成問題。毫無疑問，中國的央行將行使一切職責以對抗任何貨幣或信貸緊縮。

　　但是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國內貨幣政策的靈活性仍然受到限制—匯率由央行制定。1933年，美國放棄了金本位制度，這使其可以追求一個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但同時，美國在對抗信貸緊縮方面的失敗也鑄成了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大錯。中國央行當然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但中國央行能有不一樣的選擇嗎？很不幸，中國央行的主要職能是管理人民幣的匯率。這意味著中國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貿易和資本賬戶的凈流入或者流出。隨著國際貿易的下滑，中國貿易順差出現大幅下滑只是個時間問題。

　　這也許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意料之外的風險：只要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制定人民幣與其它貨幣的匯率，那么中國央行控制國內貨幣供應的能力便十分有限。如果2009年人民幣的凈流出巨大，央行很有可能被迫無可奈何地目睹貨幣緊縮。如果銀行系統中出現問題，并引發信貸縮減，那么貨幣緊縮會進一步惡化。這無疑會加重中國經濟對產能過剩進行調整的難度。對于中國政策制定者來說，認清楚貨幣緊縮的大環境，準備好應急計劃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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