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題與當前啟動消費、擴大內需有直接關系。首個問題是增值稅改革。為什么要改增值稅？這涉及到企業負擔問題，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首先，過去資本品價值不進入稅基抵扣。增加值是新創造的價值，資本品價值不應該進入稅基核算，1994年稅改以來一直不能抵扣。2009年開始可以抵扣資本品價值，但資本品不包括廠房。

　　其次，大部分服務業不實施增值稅，仍然按計劃經濟時代“工商稅”的辦法，以服務業全部產值為稅基征收營業稅。營業稅稅率是5%至6%，相當于增值稅稅率的三分之一，其假定是服務業產值當中增加值占三分之一，但這并不科學。

　　最后，增值稅的“門檻”設計存在很大問題。一般來說，只有年產值高于100萬元的工業企業和年銷售額大于180萬元的商業企業才具備申請增值稅的資格。在這樣的稅制格局下，中小企業和服務業實際稅負較重，這是對服務業和小企業的歧視。

　　增值稅改革應考慮企業減負等一級效應

　　利用全部企業平均增值稅稅負和規模以上企業增值稅稅負可以間接推斷小企業增值稅稅負。全國來看，從1997年到2004年，全部企業平均稅負都是低于規模以上企業稅負的，2005年二者持平，2006年前者開始高于后者，說明近年小企業稅負高于規模以上企業。

　　分省市來看，北京、上海全部企業平均稅負長期高于規模以上企業稅負，江蘇、寧夏、新疆最近也出現了上述現象。

　　還可對增值稅稅負和營業稅稅負進行比較。2004年至2006年，全部企業增值稅稅負和房地產企業租賃營業稅稅負都是10%左右，但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營業稅稅負高達25%。分省市來看，北京的全部企業營業稅稅負在1999年至2004年間一直高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值稅稅負。上海從2004年開始也出現了類似情況，上海、北京率先發出改革營業稅的要求，其背后有服務業提升的需求。

　　現在有人認為增值稅改革有可能鼓勵使用資本，對就業不利。這種效應可能有，但只是次級效應。而減輕企業負擔、讓企業存活并且多雇工人是一級效應。

　　此外，增值稅改革還要考慮到對老百姓的傷害程度。對比增值稅和營業稅的福利效應可以看出：兩者都具有累進意義上的“公平”性質，即富人稅負的福利減少影響較大，但是營業稅對每個階層帶來的福利減少影響都比增值稅類似影響更大。

　　我依據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改革建議。第一，將“進項抵扣”推廣到全部服務業，即改“營業稅”為增值稅，把增值稅改革推廣到產品與服務生產的所有企業；第二，免征小企業(年產、銷值低于200萬元)的增值稅，讓他們只繳納所得稅。

　　個稅改革應減少老百姓的稅基

　　另一個問題是個稅起征點。相對應我們國家發展水平，每個月兩千塊錢的起征點應該說不算太低。至于怎么計算科學的起征點，我們計算出工薪收入分布曲線函數，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基本分析思路是，提高起征點以后個人所得增加，但這個所得增加好處并不是由個人獨享，企業會相應壓低工人工資，工資降低有可能提高就業，那么低保補貼也會下降。

　　我的結論是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有提高的空間，但空間不大。按照現在的收入分布來估算，大致可以提升到月薪2800元至3200元。

　　我們認為個稅改革不應該強調起征點，而應以家庭為單位減少老百姓的稅基。老百姓現在支出最大的是上學、看病、買房，要把這些支出抵扣掉。比如有一個小學生上學，每年抵扣一千塊，一個中學生抵扣兩千塊錢，一個高中生抵扣三千塊錢，一個大學生抵扣一萬塊錢。買第一套房子的部分利息支出也可以進行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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