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緋 　　

　　“歐元之父”蒙代爾曾建議中美兩國對全民發放消費券，額度分別為1萬億元人民幣和5000億美元。但是既往國家和地區發放消費券的實踐效果不盡如人意，以至于不少學者斷言消費券無法長期拉動內需，起碼不如投資的乘數效應好。筆者認為，蒙代爾只說對了一半，簡單發放消費券是不夠的，還要讓消費券獲得獎勵。

　　首先問一個問題：假設成都市發放的近4000萬元消費券，不是消費券而是實物，跟平常送溫暖活動一樣，那么民政局在指定商場購買米面油鹽的時候，會不會以零售價格成交？

　　假如一袋50斤的大米，零售價格為100元，民政局這4000萬元專款，是不是只能買回40萬袋大米，然后再分別發給特定群眾？肯定不是的，政府采購本來就能夠享受到一定的折扣率，如果以零售價格成交，豈不成了冤大頭？

　　假設以九折計算，本來應該買到約44萬袋大米，現在變成消費券發放以后，變成了老百姓個人去買，還是零售價，相當于少了4萬袋大米。之所以要發消費券而不發實物或現金，是因為實物的流動性不夠，可能有人不需要，而現金的流動性太強，可能被克扣、挪用，或者存起來。只有消費券，有一定的選擇性，能夠規避二者的弊端。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發放消費券就隨隨便便丟掉4萬袋大米的優惠。

　　這4萬袋大米(10%的優惠)，是因規模需求而來的，筆者已經在理論上定義這個概念為貨現率(對放棄儲蓄行為或選擇特定消費的一種補償)。如果把利率看做貨幣的價格，貨現率就是需求的價格。

　　如果沒有貨現率獎勵，人們還是不愿意花錢，至少不愿意把自己的錢變成消費券，都在等天上掉餡餅——政府補貼消費券。即使采納了蒙代爾的建議，全民發1萬億消費券，力度很大，但是平均到13億人頭上，每人不到800元，也買不到多少東西。

　　如果有貨現率的機制，即政府財政100元人民幣能夠買到110元消費券。那么除了政府免費發放的消費券以外，企業和個人，還會自動自發地，用現金向政府部門購買額外的消費券。如果消費者愿意，他可以把自己的工資的一部分買成消費券，在領工資的時候將面臨多種選擇，既可以拿2000元人民幣，也可以拿1000元人民幣加1100元消費券等組合。

　　這樣一來，消費券的使用數量就會迅猛增加。政府發放100元消費券，民眾可能會購買額外的1500元消費券，從而起到比投資更大的乘數效應。

　　的確，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內需的效果比較快，涉及的產業鏈比較長，可帶動機械、建材、物流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就業問題。而消費券只適用于流通鏈條的末端，還有時間、范圍等限制，帶動能力很弱。但是消費券的優勢是，將國家投資與市場化行為有機地統一起來了。消費者在市場終端，自主決定該去哪里，買什么商品。而刻意增加的投資，可能打亂市場自然競爭，使得那些被新增投資鼓勵的行業中，一些本該倒閉的企業因此繼續生存，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從裁判的角度看，市場本身肯定比宏觀調控的準確度更高，反應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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