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綜合報道 美國近現代經濟史表明，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必須相輔相成。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就是政府長期實行自由放任、不干預大企業壟斷的經濟政策的惡果。1933年羅斯福擔任美國總統后實施“新政”，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干預，使市場機制(“無形的手”)和政府干預(“有形的手”)相輔相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干預。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著重強調自由放任和“更少的政府干預”。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規模急劇擴大的過程中，美國金融監管缺失，以致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采取了救助措施，但為時已晚。當選總統奧巴馬表示，入主白宮后將進一步加強宏觀干預，但面臨重重困難。值得注意的是，要防止從“市場至上”演變為政府“包辦一切”，應堅持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相輔相成，各盡其責。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圍繞銀行業監管問題，一些全球領先經濟學家也加入了討論行列。經濟學家認為，小到銀行業的監管，大到金融市場的監管，必須在全球層面上進行徹底改革。任何新的監管制度都必須對商業銀行的活動加以限制，這樣，它們才不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直接威脅。

　　未來監管應跨國合作

　　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表示：“我希望看到旨在使實體經濟盡可能地免受金融創新影響的監管體系。這或許需要限制商業銀行的行動自由。”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主席丹尼斯·斯諾爾表示：“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國際問題是如何監管金融市場，各國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抵抗金融體系的龐然大物。對沖基金幾乎不受監管，也幾乎不納稅。怎么會這樣？”

　　索洛和其他人在接受英國媒體采訪時表示，就未來監管進行國際合作，對預防監管套利至關重要。通過監管套利，金融機構可以在不同司法轄區對監管采取不同的對策。

　　七國集團(G7)的衍生機構——金融穩定論壇被視為應對監管問題的合適機構。該機構正在將其涵蓋范圍擴大至20國集團(G20)，所有受訪者均表示這很有必要。

　　不過，經濟學家表示，要想真正有效和可信，任何監管框架都必須得到全球范圍的認可。它還必須拓展至對沖基金等至今不受監管的實體的活動。

　　不過，考慮到協調全球危機應對措施的難度，推動建立一個全球監管機構或一套得到全球認可的規則，為銀行業的總體監管設定標準，這種想法也許過分樂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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