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峰

　　“房價不能高，不能再漲了。”在參加上海市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徐匯代表團審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說。他以走上工作崗位不久的滬上年輕人舉例表示，上海的“房價和收入比太高了”。(《東方早報》1月18日)

　　據說，房價收入比在4至6倍之間是比較合理的。而據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2007年我國的房價收入比平均為15倍，北京為23倍，上海為17倍。倘若在房價起步階段，政府方面就將“房價收入比”指標作為調控參考信號的話，可能各地的“房價收入比”也不會如此“高成長”。

　　“房價收入比”是一個非常尷尬的指標，因為，迄今為止對此概念還沒有統一認識——或者說，坊間與開發商及學者之間的認識差異太大，而政府又沒有將其納入視線范圍內，充其量扮演了一個購房者表達美好愿望發泄牢騷的草根依據。

　　據說，專業性的“房價收入比”概念意思是：所有自有住房的當前市場價值(總價)中位數與所有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的比值。要得出“房價收入比”首先需要找準“中位數”——將事關百姓切身利益的住房問題上升為抽象的純粹的、故意脫離了國情的概念之爭，是長久以來審視房地產問題時最容易遇到的“思維陷阱”。這個陷阱的好處是，使一個好端端的服務于公眾利益的統計指標，變得狗屁不是。“房價收入比”正是如此，那些喜歡維護概念嚴肅性、完整性的人士不去想，虛擬出一個“中位數”的房價和收入跟老百姓何干？“中位數”以下的百姓構成了中國住房問題的主體人群，他們的利益豈能被忽略不計？

　　現在我們已知房價收入比“公認的國際標準”在4至6倍之間，又是怎么來的呢？據認為是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銀行專家黑馬先生在進行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研究時，提出的一個世界銀行認為“比較理想”的比值。一般認為比值越小越買得起房，但是這個舶來的概念并不能解釋如下原因：房價收入比在2~3倍的一些西歐、北歐國家，其住房自有化率只有30%左右(如瑞士、德國、瑞典)——由此還引發了一輪“讓少部分人買房住多數人租房住”的口水戰。顯然，問題就出在當初對這個概念不假思索的全盤接受上，理性比值的天然局限性(外國人眼中的中國的合理比值)，導致這么多年來，我們糊里糊涂地攥著這個維權依據，卻得不到官方的認可，徒增牢騷。

　　啰嗦了這么多并不是為了得出“房價收入比”應被取消的結論，恰恰相反，“房價收入比”應受到重視，而且應該將這個舶來品真正本土化。在這方面，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對“房價收入比”做一個科學的解釋，將其納入考評體系，給公眾一個明確的評價房價高低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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