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立冬 繪

　　馬光遠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1月5日舉行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表示，2009年將是財政十分困難的一年，預計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明顯下降，同時支出壓力進一步加大。從2008年初步確定的財政收入來看，只比2007年增長了8%，遠低于近幾年連續20%以上的增幅，而且更危險的一個信號是：從2008年10月份出現了自2003年年底以來的首次負增長，11月和12月下滑的幅度更大。

　　根據宏觀經濟的一般調整周期，2009年期望很快結束周期性調整復蘇的可能不大，財政增收銳減幾成定局，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部在2009年能否繼續擴大減稅范圍，管理層的智慧無疑面臨巨大的考量。其實，在經濟處于下行軌道的時候，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地將減稅作為一項重要的刺激性舉措而應用。減稅并不一定意味著稅收總額的絕對降低，而是通過減稅的刺激效應，給未來提供更多的稅源，這是供給學派在稅收政策方面對經濟學最大的貢獻。

　　就中國目前的經濟周期而言，判斷是否減稅的標志不能以近幾年的財政增速為依據，更不能以財政困難為依據，而應該站在中國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和轉型的視角來決定稅收公共政策的取舍。毫無疑問，中國經濟面臨改革開放30年來最嚴峻的態勢，長期積累的體制性痼疾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對宏觀經濟的危害被加倍放大，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要使經濟在總體上保持一定的增長比例，確保就業，另一方面，必須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而調整的關鍵則在于能否通過制度的創新，在收入分配、產業結構和民營資本的進入等領域形成民主和公平的參與格局，終結過度依靠投資和出口的增長模式，回歸民生和消費。這一方面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另一方面，更需要通過稅收杠桿的減負和結構調整功能，完成產業替代和升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結構性減稅”無疑是對這種產業轉型的政策回應。

　　因此，我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與其實行全面的普惠制的減稅措施，不如實行“有保有壓”的結構性減稅措施，通過稅收結構性優惠措施，達到調整收入分配和產業結構的目的。其實，從2004年以來，中國一直在通過“結構性”的減稅措施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努力，比如全面取消農業稅、增值稅改革從東北試點擴大到全國、出口退稅一直在適時調整、統一內外資所得稅、多次提高個稅扣除標準等，只是在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才明確提出了“結構性減稅”的概念。正因為此，相對于國外大規模的減稅計劃而言，中國實施的“結構性減稅”無疑具有使得我們的減稅措施更有針對性和長遠的意義。

　　就2009年的減稅政策而言，首先應該澄清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就是絕對不能把近幾年20%的年增速作為衡量財政收入是否健康的標準。從另一個角度講，以前的“取之過多”，與今天中小企業和制造業在金融危機下的極度困難局面之間，是否也存在某種內在聯系呢？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速雖然減少，但不能輕言拐點的到來，因為中國經濟本身就中長期而言仍然處于上升周期。在2009年財政增速可能進一步下滑的情況下，進行全面減稅的可能基本不大，亦不會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產生明顯的效應。因此，09年的稅收政策無疑將實施結構性的減稅措施，給企業休養生息，幫助企業度過寒冬，同時通過稅收杠桿助推中國產業的轉型。

　　所以，盡管2009年財政可能面臨很大的困難，但“結構性減稅”的基調不能因此而改變，更不能認為減稅是個“餿主意”。考慮到2009年將新增資源稅、燃油稅等稅種，燃油稅改革將在某種程度上確保財政減速能在承受的范圍內，進行結構性減稅依然具有一定的財力保證和空間。就結構性減稅重點看，除了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外，我們認為稅收結構性優化應該著力在中小企業稅收優惠、個人所得稅調整和資源稅改革上推進。目前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依然沒有考慮金融危機的因素，不妨在2009年，對符合產業調整要求的中小企業全部實施一年的所得稅減免，幫助中小企業度過寒冬。同時，通過將個人所得稅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改革付諸實施，從而在全面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前提下求得中低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的減輕，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2009年無疑是中國經濟最關鍵的一年，也是最困難的一年，實施大規模減稅的政策難度很大，但如果我們下決心堅持結構性減稅政策，對產業結構和收入結構進行稅收杠桿的調整，盡管短期而言，可能會減少財政收入，但從長期來看，無疑將為財政收入的增長奠定良好的基礎。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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