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乳業制品工業協會委托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向公眾發短信，祈求原諒。短信全文為，“新年之際，三鹿等22家奶制品責任企業向您表示：對問題奶粉給孩子和社會造成傷害，我們深表痛心，真誠道歉，祈求原諒。決心以此為戒，杜絕不合格產品，誠懇接受社會監督。我們正對患病孩子賠償，建立醫療賠償基金，用于愈后可能的后遺疾病治療。祈愿您新的一年合家幸福，萬事如意。”

　　說句實話，在最初看到這條短信時，我的感受與網絡上的留言很相似，沒有感受到多少誠意。在問題奶粉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出現在公眾的眼前時，誠信與承諾已經變得不再真實，誰在受了問題奶粉之害后，還能保持原有的信任和單純呢？或許，這不是道歉短信的錯，但人們的心理已經產生了排斥。

　　可是，當我平靜下來，去思考我們到底是否還需要承諾時，對道歉短信卻又有了不一樣的解讀。我們會把問題奶粉的出現歸結為個別企業的惡劣行徑，歸結為質檢制度的不完善，但是我們忘了，制度即使再完善也是需要負責去執行的。若沒有責任感，則再完善的質檢制度也不可能保證問題奶粉不會出現。因此，我們在呼吁質檢制度完善的同時，也應該意識到重建責任的必要。就像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說，責任是基礎秩序的一部分，若沒有責任的支撐，現有的制度只是糊弄人的道具而已。

　　因此，我們需不需要道歉呢？我們需不需要承諾呢？在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的環境中，我們是需要的，因為市場經濟離不開信任，離不開承諾。盡管，我們會關注制度的完善，以制度去約束人，但是除了制度之外，還應該看到承諾與責任在發展中的作用。或者說，兩者的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任何時候，我們都需要負責任的廠家和協會，我們需要他們提供負責任的生產，需要他們提供合格的產品和服務。如此，社會才能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

　　所以，當我再去回味道歉短信時，可以感受到其重要的意義與作用——我盡管不是問題奶粉的直接受害者，可是我是問題奶粉的見證者，我接受道歉并不是因為直接受害，而是因為可以見證道歉者的誠意與表現；雖然在問題奶粉之后，信任已經成為敏感詞匯，但問題不在于信任本身，而在于那些不誠信的人敗壞了信任。難道我們因為有些人缺少了責任，就對責任永不信任？如此的代價恐怕不是保護了自己，而是讓自己生活于一種混沌與不確定之中。

　　一條道歉短信當然不能解決問題奶粉遺留的問題。但是，我們不需要對道歉短信敏感，我們需要看到道歉，看到道歉中的內疚，因為我們需要看到承諾與責任。同時，我們也不需要對道歉短信要求過高，道歉只是一個起點，承諾只是一個形式，重拾責任才是承諾的核心所在，道歉不能代替隨后的責任作為，道歉不是一次完成式的公關。所以，當收到道歉短信時，我們可以暫且接受這種道歉，并關注事件的發展，讓我們見證當事人到底如何作為，到底能否踐行其許下的承諾。 (江蘇 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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