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們擔心的是，現在的美國政府正在執行比“9•11”之后更加松寬的貨幣政策(目前的利率僅為0.25%)，這是否會引起一輪更大的通貨膨脹呢？“目前不會！”許小年教授說，“我們知道，貨幣供給等式的兩邊，一邊是貨幣供應，一邊是貨幣需求，而決定這個貨幣等式是否平衡，除了GDP及物價以及貨幣供應量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貨幣的流通速度。現在雖然貨幣供應量增加了很多，但是由于貨幣流通速度也放緩，所以，目前來看，這個貨幣等式發生失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一旦貨幣流通速度恢復，中央銀行就必須迅速地加息，抽回流動性，避免過多的流動性在經濟中造成新的泡沫。當然，時機的選擇上就要看中央銀行的操作藝術了。”中國要習慣中速增長

　　許小年教授認為，加入WTO后，中國高估了內外部需求，雖然出口一直在以30%~40%的速度增長，但這是由國外松寬的貨幣政策造成的，是虛高的需求；但這卻被投資者誤認為是實質的需求，于是引發了過去幾年20%左右持續的投資高增長。

　　“中國必須改變這種預期了，30%的出口增速和20%的投資增速都不可能再持續下去了，”許小年教授語重心長，“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將會面對痛苦的削減產能的過程。”

　　經歷了這樣的痛苦，對經濟增長的預期也應該相應改變了。許小年教授說，中國今后的出口增長只能跟著全球貿易量的增長而增長，也就是大約6%左右，而投資增速也將下降到10%左右。這樣，中國GDP的增長將大約為5%~8%，步入中速增長時代，兩位數的增長將成為歷史，“我們要習慣中速增長”。

　　中國不需要凱恩斯，需要鄧小平

　　“當然，伴隨著增長下降的就是失業的增多，這其實在2008年就已經可以看出來了。”最近剛去東莞和中山等地區考察回來的許小年教授對此感同身受，“我所看到的是企業減產、停產甚至是關門，大量的工人被解雇，遠超出了我的預料。”

　　但是，許小年教授對政府采取的措施卻不認同，“政府現在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可見，中國皈依了‘凱恩斯主義’。但是，從歷史的經驗來看，無論是‘羅斯福新政’，還是日本為了應對衰退采取的積極政策，效果都不顯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也說過：‘靠財政政策結束蕭條的只有一次，這一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時期。’”

　　可是，1998年中國政府采取的刺激經濟政策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個難道不算是成功的案例嗎？對此，許小年教授分析說，1998年財政政策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1998年后經濟發生反轉的最根本原因：一是房地產投資的突飛猛進，二是中國加入WTO。1998年我們進行了住房改革，在國內打開了一個巨大的房地產市場，這個新的產業支撐著我們的經濟一直發展到今天，到現在房地產投資已經占到固定資產總投資的1/3以上。因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經濟的掉頭向上第一是靠改革；第二是開放。

　　“所以，中國不需要凱恩斯主義，中國需要鄧小平理論。”許小年教授總結道，“鄧小平理論是什么？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讓市場發揮作用，讓民眾的創造力充分地涌現。”

　　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方面，許小年教授認為，首先要做的就是解除政府對經濟的過度管制。他舉例說，比如醫療服務的供應長期落后，就是因為管制，現在開辦醫院仍需要多層審批，手續復雜，而民營醫院則無法進入這個市場，結果就是供應的短缺，導致看病難。他認為，不僅醫療服務跟不上，金融服務、電訊服務、交通運輸、港口機場、文化教育、媒體娛樂這些都因受到國家的管制而無法自由發展。所以，現在應該把重點放在這些服務業上，放開管制，讓市場發揮作用，讓民眾充分地發揮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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