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漁(高校教師)

　　三鹿奶粉事件走到了賠償的門檻。東莞市衛生部門透露，此次“結石寶寶”可獲得的現金共分為企業賠償和政府補償兩大部分。按照原計劃政府補償標準是：“結石寶寶”死亡病例可補償20萬元，重癥病例可補償3萬元，普通癥狀可補償2000元，但具體補償和賠償方案仍未最終確定(《廣州日報》12月29日)。

　　危害熾烈的三鹿奶粉事件，行將有一個實質性的結尾。賠償在所難免，但賠償標準仍然需要等候。僅從東莞一地來看，政府賠償方案顯露雛形，而企業賠償方案依然混沌。我們相信，東莞的賠償情境代表了全國對“結石寶寶”作出賠償的基本面目。

　　就東莞政府“原計劃的賠償標準”而論，說實話，我們真不知道是多了還是少了。從生命為尊的立場說，無論賠償多少都不免嫌少；而從現實出發，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設定足夠的賠償金額以盡其可能地消解“結石寶寶”及其家庭的悲情。只要賠償數額合理，也算是為三鹿奶粉事件畫上一個最不壞的句點。

　　其中至為重要的是，如何恰當區分“重癥病例”和“普通癥狀”？能否給出一個詳盡的標準？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政府能把對應的賠償方案提請公眾討論。既然賠償方案是針對受害者的，那么他們顯然不能置身事外，他們有權利在賠償標準和方式上主張權益。我們堅信，惟有受害者代表、政府與企業富有誠意地坐下來商洽，就賠償方案達成共識，這場史無前例的賠償大案，才具有內在的合法性和平靜而富有效率的執行力。

　　毋庸諱言，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國公共安全體表上的一個慘痛的傷痕。公共安全、政府公信力、企業經營道德，無不淪陷其中。如果說，先前進行的行政問責和司法處置，是要重新喚起公眾對政府和企業的信賴，那么，賠償就是對受害者的實質性救濟舉措。某種意義上，賠償方案能否深入人心，決定著政府公信力能否真正雄起，決定著乳制品企業能否真正走出谷底，也決定著受害者對那段不堪回首的遭遇的記憶底色。我們不能讓受害者覺得，他們曾經被無良企業拋棄，而今卻又被第二次拋棄。

　　生命無價而金錢有價。無論怎么說，賠償都是展示政府和企業誠意的重要砝碼。政府公信力和企業道德感從哪里失去的，就應該從哪里找回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的賠償方案，就不應僅僅從患兒病理狀況出發造冊，更應加入政府失信和企業失德的懲罰性或反思性賠償，以達到警醒的目的。

　　政府和企業理應具有這樣的賠償境界：身體上的傷害很容易痊愈，但精神上的傷害卻要誠意和希望去慰藉。如果僅僅從患兒病理狀況出發進行賠償，從一開始我們就得了健忘癥，從一開始賠償方案就是殘缺的。我們一定要清楚，是為了賠償而賠償，還是為了不再賠償而賠償，決定了此次賠償方案的價值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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