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日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財經》年會閉幕發言中表示，近代中國一直在過“窮日子”，政府過去關注更多的是如何擴大生產，因此在擴大內需方面一直相對缺乏經驗。(12月15日《中國證券報》)

　　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今天，周小川的這番話，是很不妥當的，不僅有為目前解決不了內需不足問題尋找借口之嫌，而且“缺乏經驗”之說，本身也不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因為三十年來，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幾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高速增長，正是旺盛的內需強力拉動的結果。

　　我們來看統計數字：在1978年-1996年的18年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0.1%，這樣的速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如此高速增長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統計資料告訴我們，就在于內需。因為在整個1980年代，我國對外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沒有超過10%，進入1990年代之后，雖然有所增加，但在1996年之前，也沒有超過15%。而與此同時，中國消費品的零售總額的年平均增長率卻高達16.5%，這表明內需是增長的主因。

　　那么，我們進一步要問的是：內需強勁擴張的原因又在哪里呢？統計資料告訴我們，原因有二：一個是農民收入的增加，城鄉差距在縮小。在1980年代，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78年的1比0.389，縮小為1990年的1比0.454，個別年份達到1比0.53；第二，就是國有單位職工的大量增加，成了拉動內需增長的生力軍。統計顯示：1978年，國有單位的職工總數為7451萬，但到了1995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億零955萬，新增3500萬，按每個城鎮家庭2.7人計算，新增受益人口接近1億。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可以放膽消費，彩電、冰箱、音響等家用電器開始大規模地進入城鎮居民家庭，今天中國家電業的幾大巨頭，無不發軔并迅速成長于這個時期。

　　所以，中國絕不是沒有“擴大內需”的經驗，相反，我們有著相當成功的擴大內需的經驗。遺憾的是，當時我們并沒有將這些成功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并用來指導此后的改革，反而一方面認為農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忽略了農村，使農民的收入增長從每年平均16%，逐漸下降到了4.5%；另一方面，在城市開始了以“減員增效”為特征的國企改革，并啟動了教育、醫療、住房等產業化改革，結果使城鄉都出現了龐大的、失去了保障和安全感的低收入人群，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內需也大幅下滑，1996年-2003年，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只有9.1%，整整下降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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