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艱辛曲折，與時間遲早并沒有多大關系，而是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具有太多搖擺、投機和過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吳曉波

　　后世史家常常嘆，中華民族錯過了近代工業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歐洲列強的侵辱。不過我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觀察，就在洋務運動開始的同時，后來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的三個國家—美國、德國和日本也剛剛完成國家的統一，相繼開始它們的現代化之旅。某種意義上，百年間，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艱辛曲折，與時間遲早并沒有多大關系，而是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具有太多搖擺、投機和過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美國在1861年結束了南北內戰，但種族隔離仍然持續，全美超過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個，鋼鐵產量不足100 萬噸。1865年，后來成為美國第一個首富的30歲的安德魯?卡內基在賓夕法尼亞州創辦了卡內基科爾曼聯合鋼鐵廠，就在同一年，李鴻章向清朝廷遞交《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1871年， J.P.摩根與人合伙創辦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從事投資與信貸等銀行業務，而當時在中國，“紅頂商人”胡雪巖的阜康錢莊正處巔峰，資金2000萬余兩，田地萬畝，還操縱著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從事藥品商貿，儼然一個混業經營的大企業。

　　也是在這一時期，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剛剛誕生。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俾斯麥的指揮普軍大獲全勝，開進巴黎，在凡爾賽宮宣布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成立。

　　與日本相比，我們的感慨將更深一層。就在1868年，一洋之隔的日本也發生了一件大事。1月3日，武士西鄉隆盛率2000人從鹿兒島北上，發動“王政復古”政變，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從此拉開明治維新的帷幕。

　　在中國企業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個可以參照的對象。過去150年間，這兩個東方國家在三個重大的時間點上出現過驚人的類比點。首先，1870年前后，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發動洋務運動，日本進入明治維新，兩國幾乎同時開始工業化變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維新的結束時間竟與清帝國的滅亡時間也頗接近；第二個時間點是1945年前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全島變成一片廢墟，飽經戰亂的中國從戰爭中暫時擺脫，隨后前者迅速進入新的經濟建設，后者則陷入慘烈的內戰；第三，就是當下，日本與中國的經濟總量分別處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經濟體制和所面臨的挑戰則全然不同。中日國運交錯，恩怨如麻，耐人尋味。

　　1871年12月，一個日本使節團登上“亞美利加”號，離開橫濱赴歐美考察。日本政治家、在二戰后把日本經濟帶入正軌的吉田茂曾追述說，日本的改革家們曾預想用“西方的技術、東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學識、日本的精神”作為日本變革的方式。然而，這次考察讓他們意識到，“這樣的公式與實行近代化是相背離的”。他們訪問了12個國家，歷時22個月，考察了政府組織機構、議會功能及運作、法院權力、三權分立機制等等。回國后，他們堅定地達成了“脫亞入歐”的共識。明治維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認定：“國家富強之途，要在二端，第一開發國民多數之智德良能，使進入文明開化之域。第二使國民破舊日之陋習，不甘居被動地位，進而同心協力于國家公共事務，建設富強之國家。”

　　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日本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在教育制度上進行了顛覆式的變革，奠定近代學制，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6年義務教育，兒童入學率達到97%。而清廷一直要到1905年才廢除了科舉制度。第二是進行大膽的憲政變革，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實行立憲。明治政府于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制憲，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同時，經濟改革亦緊鑼密鼓地進行，明治政府宣布改革農業稅，統一貨幣，1872年建成第一條鐵路，1882年成立第一家新式銀行，大量工廠相繼建成。

　　多年來，不少中國學者常常引用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的論調，他將日本學術蔑稱為“三余堂”—文學竊中國之緒余，佛學竊印度之緒余，各科學竊歐洲之緒余。而很少有人反思，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能成就百年的興盛，以一撮爾小島而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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