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峰

　　所以出現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不匹配的情況，除了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等正常因素外，不能不說，以權力秩序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環境、機制體制環境的失范甚至是惡化，導致個體工商戶和微型、中小企業等市場主體的經營困難、大量破產，正是癥結所在。世界各國的發展均表明，個體工商戶和微型、中小企業才是吸納就業和解決就業問題的主體。

　　為期三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8日在北京召開。鑒于國際金融海嘯和國內經濟下滑已嚴重沖擊就業市場，如何穩定民眾就業和收入水平，將成為此次會議制定明年經濟政策的一大重點。據了解，中央智囊機構已經向決策層提出了明年新增就業人員約900萬人，從而將失業率控制在4.5%左右的就業促進目標。(《新快報》12月9日)

　　以“企業倒閉潮”和“農民工返鄉潮”為重要表征的時下中國經濟形勢，無疑提示我們，“保就業”實際上已成為“保增長”的核心內容，甚至可以干脆直白說：“保增長就是保就業”。因為無論如何，“就業乃民生之本”，而民生又是一切經濟增長最終的價值起點和歸屬。據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日前估計，“中國2009年的就業和社會穩定形勢將非常嚴峻，預計城鎮真實失業率將上升到14%左右，全國單因出口回落就可能減少1200萬到2000萬個就業崗位”。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實現“保就業”？在筆者看來，就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而言，關鍵無非還在于：更有力地確保對權力秩序的規范。

　　必須看到，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嚴重不匹配———前者遠遠滯后于后者，乃至出現“無就業增長”，并不是今天才出現的一個新問題，而是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就一直存在的一個老問題。數據顯示，雖然近年來，中國GDP長期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長，但就業增長率卻一直在4%以下徘徊，并且，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呈明顯下降趨勢———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由“九五”時期的94萬人，減少到“十五”時期的80萬人。其中，2005年，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只有63萬人。

　　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除了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等正常因素外，不能不說，以權力秩序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環境、機制體制環境的失范甚至是惡化，導致個體工商戶和微型、中小企業等市場主體的經營困難、大量破產，正是癥結所在。因為世界各國的發展均表明，個體工商戶和微型、中小企業才是吸納就業和解決就業問題的主體。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顯示，1999到2004年我國個體工商戶下降為2350萬戶，“縮水”81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35萬戶；同時，截至2005年底，全國內資企業實有350萬戶，比上年凈減少30.1萬戶，下降7.9%。

　　具體而言，這種導致經濟發展環境不佳的權力失范集中表現在以行政審批、行政收費為代表的權力管制過多過濫。以行政審批為例，雖然這些年各級政府一直都在不斷推出各種清理和精簡行政審批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上看，行政審批過多過濫、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格局并未根本改變。這正如不久前國務院辦公廳在轉發《關于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意見的通知》所指出的：“審批事項依然過多”，“對審批權的制約監督機制還不完善，審批行為不夠規范”。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便是，嚴重制約和妨礙了市場主體創業的積極性和可能性———或者行政審批根本就不“準入”，或者即使準入了，門檻和經營維持成本也畸高不下。再看行政收費，據周天勇教授估計，2007年我國的行政收費總規模大概在16600多億元，如果再加上稅收及其他政府收入，政府的全部收入“在9萬億元以上，占整個國民生產總值36%”。

　　政府管得太多、拿走的太多，市場的創業活力以及基于此的就業繁榮，自然也就成了無本之木。而脫離了就業增長以及相應的勞動者收入增長的經濟繁榮，當然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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