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盡管我們知道人民幣升值對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必要性，但中國政府并沒有屈服于內外的壓力，在一開始就迅速大幅度的調整匯率，或在當前流動性危機滲透到實體經濟時還繼續單邊升值，而是和前期出口退稅強化政策一起，開始向下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其最根本的理由是，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匯率制度的選擇及其調整，并不是只為了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緩解貿易摩擦和貨幣流動性的沖擊問題。

　　事實上，我們至少要關注兩個重要指標：一是經濟增長。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滲透到實體經濟，我國政府的立足點肯定會考慮到“保增長”，因為只有經濟增長，才能解決就業問題，才能保證人民的生活；二是維持物價的穩定。不管價格的上漲是由成本推動的，還是由旺盛的需求所拉動，只要嚴重損害了大眾的購買力，就有可能破壞社會和諧。

　　一般來說，這兩大目標很難兼顧，尤其中國目前對外經濟依存度很高，匯率水平調整的“藝術性”不強，就會凸現這兩大目標之間的沖突。比如，人民幣迅速升值，雖然能夠擠出靠惡性價格競爭的劣質企業，同時也能緩解資本的大量流入，但它可能會影響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影響中國的出口產業，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影響就業。相反，如果一味堅持匯率的穩定，貿易摩擦的成本加大，流動性過剩的壓力會提升，從中長期來看，為救市而投入的過多流動性和國際收支的順差一起，會對我們的物價穩定構成威脅。因此，政府就是在努力平衡這兩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的調整，在短期內不一定是直接盯住國際收支的平衡，而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匯率調整這一手段，來讓上述兩大政策目標“兼顧”的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由于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各國的企業倒閉等問題會日益顯現，貿易和匯率上的 “自我保護”，有可能會演變成各國之間一種 “過度價格競爭”的態勢。這對不斷推進的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將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沖擊效果，尤其是對中國政府匯改節奏的控制，更是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遏制作用”。

　　基于以上的事實，我們認為：要徹底擺脫各國之間 “對外價格競爭”博弈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首先要不斷加大力度改善民生刺激消費，以及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提高我國內需水平和全社會抵御匯率政策變動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沖擊。比如，對龍頭產業和新興產業，在促使其向高附加價值產業鏈轉移的同時，要對其環境成本、研發成本、人力成本給予必要、適度的“援助”(有力的減稅和財政補貼政策等)。

　　最后，從宏觀層面上，政府要十分清醒，不能讓人民幣價格過度過多的調整，否則，不僅會引起更多來自各方面的國際摩擦而影響我們正常的出口，而且，我們企業控制匯率風險的努力也會松懈下來。為此，短期內我們可以加強有效的資本管理(雖然成本越來越大)，以防大規模資本移動對我國匯率水平產生的波動壓力。否則，人民幣匯改的節奏可能因此出現失控。

　　總之，動用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工具，短期看上去確實能夠緩解就業壓力，最快地促進中國實體經濟的復蘇。但從長期來看，因為我們的競爭對手也會在策略上“尾隨”我們，再加上中國企業的匯率風控能力意識和水平沒有實質性的提高，這樣會使我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從而影響中國企業的經營績效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近，我們有不少企業和機構發生的匯兌損失事件，就是一個最迫切需要應對的危機預警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