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萬磊

　　近期，個稅起征點的調整成為諸多專家學者論爭的焦點，而作為利益相關方的民眾則希望本收入階層的利益訴求能在最終的個稅起征點調整方案中得到合理滿足。

　　但目前這種心理期望遇到國家財政的硬約束。在當前中國外需疲軟、內需亟待挖掘的形勢下，個稅調整進入政策視野的原因在于，提高個稅起征點潛在增加了民眾的可支配收入，進而將在一定程度上將提高民眾消費。但因為民眾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個稅起征點調高對于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刺激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國家對調低個稅起征點刺激內需產生疑慮的理由。而對于國家財政而言，其他減稅措施會影響到國家財政收入，因此個稅起征點調整步伐不會太大。另外，個稅起征點調節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調高容易調低難，因為覆蓋面廣，牽涉到的利益方眾多，以致國家在個稅調整上顯得更加謹慎。這些方面的顧慮直接導致最終出臺的個稅起征點調整方案可能僅僅是象征意義的，對實際的內需提升作用有限。

　　事實上，關于個稅起征點的調整博弈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每次都會引起眾多的爭論。此次的外部環境使得國家外需萎縮，尚待挖掘的內需讓個稅上繳方即民眾有了這種調低個稅起征點的訴求。這種重復博弈一再上演恰恰證明了，中國需要一套系統的穩定的個稅政策，而不是到了環境變遷時才被動應對。相對于個稅起征點對稅收收入的影響，稅率的影響更為重大，過高的稅率會擠壓民眾的創富意識甚至擠壓經濟活性，最終不利于整體稅收的提高。

　　因此，調整個稅起征點不如調整稅率。首先個稅起征點決定了個稅征收的民眾范圍，從個稅性質上看個稅征收范圍不宜過窄，因為一旦起征點過高，覆蓋面過窄，最終在國家財政上容易造成征收面窄進而造成國家財政流失。據相關資料，個稅占中國稅收收入比重比較小，只有7%左右，因此，調高個稅起征點不會對國家財政收入造成很大影響，其實這只是一種靜態的觀點。在美國，美國的個稅收入占聯邦總收入的46%，可以想象，在長遠的將來，中國的稅收體系里面個稅比例必然越來越大，而保持個稅稅基的連續性對于中國向個稅為稅收主體的轉變也意義重大。

　　另外，民眾的收入分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單純的的起征點會造成征收范圍的動態變化，加大個稅征收成本。何況，在對個稅起征點不做大幅調整的基礎上，通過調低個稅稅率一樣能達到降低變相增加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效果。而稅率調整的成本相對較小，所引起的社會博弈成本也更小一些。民眾對于個稅稅率調整的敏感事實上是低于對個稅起征點調整的敏感程度的。而個稅增長快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也的確不合理，這違反了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原理，而解決這一逆反現象的方案則在于分層次調低個稅稅率。關于個稅稅率，當前財稅界達成的共識是首先把當前45% 的最高稅率下調至40%。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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