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東莞市副市長江凌公開表示，為協助中小企業度過“寒冬”，東莞市政府向中央及廣東省政府建議，放緩《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力度及最低工資增幅。而到了1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則發出通知說，根據當前經濟形勢和企業實際，近期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據11月26日《濟南日報》報道)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廣大企業特別是外向型勞動密集型企業日子很不好過，這不僅影響到資本家的利潤，還將直接波及到勞動者的收入，甚至危及到“飯碗”。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之下，就連《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都成了問題。

　　我們曾幾度為中國經濟的繁榮沾沾自喜，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自詡為“制造業大國”。但事實上，“中國制造”還遠遠沒有達到依靠質量、技術和包裝等沖擊世界市場的實力，我們的產品只是靠價格低廉贏得了一席之地，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資源的高能耗和勞動力的低成本。正是因為這樣，《勞動合同法》的出臺才引起了包括華為這樣的知名企業在內的眾多企業的深度恐慌。

　　《勞動合同法》提高了企業的用人成本，削弱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在這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還可能危及到企業的生存。經濟下滑，就得降低企業的用人成本，這似乎在情理之中，對此，我們也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畢竟在這場“寒流”中，誰都不能幸免。面對這場“共同的災難”，大家都應該勒緊褲帶，一起挺過去。但這是不是就意味著要“放緩”《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或者是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問題。長期以來，勞動者都在為企業的發展、為中國經濟的繁榮貢獻著廉價的勞動力，勞動者已經為此勒緊褲帶好多年。

　　政府為幫助中小企業度過“寒冬”，要勞動者勒緊褲帶，那么，誰來幫助勞動者度過“寒冬”呢？尤其是在當前社會保障體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放緩《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將意味著更多的勞動者重新跌落到生活無保障的“冰窖”之中。這種做法本質上是要將危機的風險大幅度地向勞動者身上轉嫁，讓勞動者把褲帶“緊到不能再緊”。問題是，勞動者的褲帶還要有多緊呢？他們能挺得過去嗎？

　　事實上，無論是《勞動合同法》，還是最低工資標準，都是旨在“兜住”勞動者生活的底線。這是法律制度，是國家公權力對勞動者生存權的捍衛，是社會正義的底線。同時，經濟蕭條，企業生存困難，適度降薪在所難免，但你不能因此違反法律，突破法律底線，連國家基本的法度都不要了。政府拯救中小企業無可厚非，但不能因此縱容他們違法。

　　所以，討論要不要放緩實施《勞動合同法》的問題，事實上是在討論“救市”能不能突破法律底線，或者是以損害社會正義為代價。金融危機是一場災難，也是檢驗企業抗風險能力的時候，抗得過說明你生存能力強，抗不過說明你生存能力弱，就只能被淘汰，這是市場經濟鐵的法則，斷不可因此任由你踐踏法律尊嚴，以吞噬勞動者的血汗來維系企業的生存。在這個問題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說得很對：“《勞動合同法》是人大通過的法律，必然要在全國堅決執行！”

　　“金融危機”斷不可變成“法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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